腾讯财经：对于企业的传承和命运，您有什么想法？

孙大午：像我的企业，我觉得这样传承是比较好的。企业传承，企业常常认为是法理上的传承，所以法理上的传承也就是说什么传长子或者是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自己的儿子，把这个财产搞股份制或者是谁钱多谁说话。一般的企业搞的是这种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是法理传承。从《公司法》上，从传承的伦理上，这样讲还是说得通的。但是我觉得《公司法》是西方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传承的时候也是学了西方的这种传承，这种财产股份制的传承。也就是说《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权法。

我探索的一个就是情义传承。在一种法理基础上，这个财产是我这个家族的，这个法理的基本上，更重要的是情义传承。在法理上，你能不能继承你创业那一代那种创业的意义，而不是我今天是财产和权利的传承。也就是说你的亲人不能继承你创业那一代人的意志，那种信仰和毅力的传承的话，那么谁有本事，谁就创业，谁就可以当董事长。

腾讯财经：您在1985年的时候承包了一块荒滩，成立了郎五庄养殖场，并建了一个配套的小型饲料加工厂，第一年的时候亏损了1.5万元，其他四位股东相继撤出，那时候是什么动力支持着你坚持下来？

孙大午：当时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五户农民，包括我们，有四户农民他们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击。当时一家两千块钱，就亏损了一万六千块钱。五户才有一万块钱，都亏进去了。当时在银行给他们贷了两万块钱，这个款又拿不回去，我没有办法。我说如果你们谁继续做下去，这个钱我可以先延期，我来顶这个债务，没人敢接这个。所以我说你们要没人来接手，你们四家都撤，我叫我爱人担起来。你们亏损的这个钱由我们自己担起来就行了，因为这个场子还在，就有希望，所以这个亏损不算真的亏损，把钱退给他们，当时他们很高兴，就把那两千块钱都给大家退了，让我妻子自己担下来了。

第二个原因，你看我们自己担起来了，能不能做好？当时主要源于自己的信心。有一张相片也是我们那时候留下来的，在部队干过8年，到地方又干了10年，看了很多的东西，不管是繁华热闹也好，或者是什么，总觉得那种繁华不属于我，那种环境也不属于我，那就是我的个性，个性就是总爱来评判一个是非，总爱说一点自己的见解，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我当时想这个地方是我说的算的，这个地方又是荒凉的，我妻子又听我的话，那就是按我说的算。所以，我就想如果这个地方我还弄不好，我就没有出息了，就不会再有怨天尤人的感觉了。所以，那种艰苦创业的起步源于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能够做好。

腾讯财经：您没有想过如果继续亏损下去该怎么办？

孙大午：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应该说没有担心这种亏损的问题，我总结了他们当时的亏损主要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其实刚开始起步的时候1985年，我是很注重这种科学技术的。石家庄饲料养殖所当时招学员，在河北省登报纸，拿1500块钱，我们去派了一个学员，结果开学的时候就一个人，所以两个老师就教我们一个学生。也就是说我一开始从养鸡和饲料技术上都在前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