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统计口径只起扬汤止沸之效
争论多年的商业银行存贷比考核指标，在实施近20年后终于迎来松动。但银监会将存贷比分子（贷款）时扣除六项，计算分母（存款）时增加两项，银行板块并未就此唤醒，反而依旧处在沉睡状态。这说明简单修改贷存比统计口径只起扬汤止沸之效。
所谓的贷存比，即为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由于存款总额（分母）充当的是，商业银行要向存款人付息，进而产生资金成本。这就要求贷款总额（分子）中，借款人付给银行的回息成本要能够覆盖付息成本，这样才能盈利。贷存比越高，意味银行盈利能力越强。
商业银行正是依赖贷款与存款息差，通过激进的扩张贷款，成就天量利润。存贷比75%的红线，本质上是为了抑制商业银行的过度放贷。然而，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使得银行存款额度增速逐年降低（见表）。而当存款增速(分母)低于贷款增速（分子）的时候，银行的途径无非做大分子时，需要做大分母提供基础支撑。所谓的“冲时点”、“高息揽储”现象却加剧银行付息成本。为绕开监管，做大分母，结果导致“影子银行”规模迅速扩张，银行资金留存于体内空转，集聚大量风险，助推社会融资成本。
长期的累积效应扭曲金融市场机制。事实上，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并非匮乏，贷存比也非制约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款能力的主要因素。因为存贷比并不是信贷发放的紧约束（可以调整分子分母），真正制约贷款增长的是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加权利率不降反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则真实反映了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和惜贷情绪。从今年1季度上市银行的季报来看，商业银行整体存贷比在今年1季度仅有65.9%。接近撞线的招商、中信、交通等几家银行，存款规模都不足5万亿元。
中小企业虽在银行系统的融资占比每年都有所提高，但出于控风险目的，银行偏好将大量资金借贷给低效率国企部门，而国企部门获得资金后，再投入原本过剩产能项目，结果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银行的经营模式注定了并非无限扩大信贷供给就能够解决嗷嗷待哺的小企业问题。
审慎之下短期难以取缔存贷比
然而，贷存比监管意义已不大。由于资产负债结构不同，存贷比已经无法全面反映流动性结构，因为存贷款的期限、性质、类别不同导致流动性存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存贷比对流动性风险的敏感性显然不如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去年的“钱荒”现象就全面诠释了存贷比在流动性方面监管的无力。占比陡然上升的同业业务因期限错配是流动性冲击的始作俑者。
但全面废止存贷比监管红线，如果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不能公平竞争，问题的症结将是扩大信贷供给又面临着资金再次流向了低效率部门。这无疑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其实，存贷比松绑是对货币政策定向降准的呼应，清除了商业银行定向放贷小企业的而导致可能产生越过红线的后顾之忧。定向降准更能促发商业银行引导资金输血小企业行为，也是央行丢给商业银行一块诱人的面包。因为定向降准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具备一定的额度比例。这从上市银行昼夜准备材料申报可见一斑。
除了政策呼应外，保留存贷比实质是拖利率市场化的后退。因为存贷比将加剧银行的存款波动，提高银行的付息成本，并不利于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
可以说，松绑贷存比是政府下的一颗妙棋。也不难理解诸多分析人士所称，“小放松，大踏步”。
市场化前提是实现公平竞争
但微动贷存比注定只是金融改革温柔的一刀，其背后凸显的不公平顽疾，至少在短期内无解。
金融改革方向和措施非常明确，主要是朝着市场化与开放的目标推进。金融改革的意义在于帮助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同时引入更多市场主体，让参与者能公平竞争，以提升竞争效率。
回顾年初以来，两大重大改革。汇改方面，中国央行于3月宣布，中国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过去的1%扩大至2%，并将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
民营银行方面，中国银监会3月确定了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中国民众不久后将有望享受到民营银行提供的服务。该举措无疑是实现公平竞争有益尝试。尽管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多方面发力，但诚如央行副行长易纲所言：并不是放开利率管制就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如果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不能公平竞争，那放开管制后形成的均衡利率依然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由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预期的是，作为贷款方的银行业务和行为将发生改变，而作为借款方的国有部门也将面临深刻变局。真正的市场化应该将是原先受到倾斜性低廉利率支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其依赖资金优势通过提供资金中介业务而获得高额利润被终结。
甚至在利率市场化倒逼下，国有企业将面临比过去更高的贷款条件。进而迫使国有企业重新认真审视其业务的利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国有企业只有更好地识别行政与市场的边界，才能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以达到和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实力和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