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首先点评一下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
王连洲：公募基金历经20年发展，资产管理规模由最初的4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2万亿元，增长数千倍，成就可庆可贺。现在基金行业的发展遇到了某些困难。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基金投资的标的，股票市场低迷惨淡。整个经济形势下滑压力大，人们对未来局势走向显得琢磨不定，信心不足，导致了股票市场长熊短牛。基金在这时候很难有大作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然，基金公司之间业绩也有区别，存在较大的差异。基金是人合智合的行业，专业人才的凝聚和发挥的法律法规就应当同一尺度。否则就会产生行业利益嵌套，造成资金周转延缓，增加企业资金成本。
从目前看，金融行业的利润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付出的利息总额远超过GDP每年的增量。这说明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量还不够偿还利息的。金融的盈利是压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座沉重大山。所以要改善金融资产的供给结构，切实解决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体经济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本源。
记者：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雏形诞生于西方，中国在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也参考过境外市场，近几年世界主流指数都有着不错的表现，但A股却整体表现不佳。有人认为这与A股的一些特色比如“T+1”、“10%涨跌停”有关，很多声音呼吁A股要在政策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但改革进度一直比较缓慢，比如2015年底其实人大就已经表决通过注册制但至今也未能实施。
王连洲：应当承认，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制度规定都是借鉴的，存在着一定的普适性，但也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从发展轨迹来看，可以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评价。
“先天不足”是说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出现，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适应客观发展需要、顺势而为的结果，而是为一些国有企业脱贫解困而借鉴的一种制度，或者说是采取和实施的一种政策。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少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采取额度分配指标、审查批准，特许一些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筹集社会资金，填充这个亏损大坑。指望这些股票为投资者能有多大的基础创利性，就很难奢求。
按正常的市场发展顺序，应该是先发展债劵市场，而后发展股票市场。借债有借有还，不还可以去起诉，融资搞生产，谁都相对谨慎一些。而在股票市场情况就改变了，筹集的资金不用归还。股市风高浪大，制造两极分化，以此为大。有的公司融资出现“三高”，是政策的粗疏、监管的失察，给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长期的伤害。
发行股票的目的在于低成本融资，功在扩大生产经营，利在回报股民投资者。只要争得一个发行上市指标，一下子就可以融资几十个亿、上百亿甚至更多，它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创业板最开始的28家公司，有些是素质很好的公司，但也有些并非高科技有核心技术的公司上市，违背建立创业板的初衷。致使像某影视公司一下子筹集几十亿、上百亿，某些人一夜巨额暴富，造成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和浪费，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后天失调”主要是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政策不稳定，不科学，严禁多，疏导少。这两年出了很多坑诓拐骗的大案要案，不是完全因为相关的法律规制少，而是监管粗疏，不够精准。从熔断机制到现在一刀切的去杠杆，加之大资管办法的出台，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伴生的副作用。不少人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跳了楼。
当然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法律规制的不完整，还应当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不成熟，诸如投资者不成熟、上市公司不成熟、监管政策手段不成熟、中介服务机构不成熟，特别是诚信环境不成熟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造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长熊短牛，重载难进。
是不是现在的发行交易制度，如核准制，T+1都已过时？不一定，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中国股市也曾经狂热过，沪市综指达到过6000多点。
但股票发行改为注册制是否股市一定崩盘，本人也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注册制是现代成熟市场普遍运作的发行制度，应该相信它的合理性，适应性，况且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让市场选择发行上市的公司，应该相信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实行注册制对于目前的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是否会造成损害？有可能。但只要措施得力，步子稳妥，影响不会太大，何况现在股市已经低至几乎18层地狱，开始实行注册制风险又能大到哪里去？
现在我们期盼要建立诚信环境，加大科学的监管力度，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论证正面或者负面可能的效应。现在最主要的是树立对未来的信心，相信没有永远下跌的股市，总是要反弹的。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并没有大的变化。有人说把上市公司、证券基金公司的董事长、高管抽出几个来充实市场的监管力量，这样会有很多好处，应该让内行来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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