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春运”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春节期间媒体的必谈内容，这两个字背后凝结太多含义，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流动、文化意义上对亲情乡愁的执着。曾经一度，“回家过年”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刚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多么通俗易懂啊，想想火车票实名制之前的一票难求、新世纪初逐渐兴起的“摩托大军”结伴回家，你就知道无论花多大代价，人们都想满足与亲人团聚这个愿望。今天我们就“春运”话题进行讨论，看看未来，春运是否会发生“反向流动”，人们是不是会从回家乡过年转为到大城市过年？
张惠强： 最近关于“反向春运”——由老人到子女工作所在地过年，成为2019年初蹿红网络的极富冲击力的词语。携程大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前一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等十大热门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飞往上述城市的机票订单中，儿童旅客占比同比增加39%，50岁以上旅客占比同比增加42%。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机票预定的增长加快，并不意味着“反向春运”已经成规模出现；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29.9亿人次，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属于传统的返乡群体。进一步讲，到大城市来过年的人群也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城镇间流动人口还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不同的群体结构信息将引出更具政策操作性的讨论空间。
在网络上，不少关心趋势变动的分析文章立马跟上“反向春运”这个新现象，给出的解释一般是老人到大城市过年的机票便宜，与年轻人回家相比，更加划算。这个解释很直观，但进一步看，春运一票难求的现象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而我国高铁通车里程连年增长，新建和改扩建机场数量也不断增加，“返乡难度”相比前几年有所下降，在这个条件下出现的“反向春运”，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值得深究。
李铁：其实为什么回家过年，往往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在没有农民工的时代，春运期间也是一票难求。这是就业、定居地和父母居住地长期分离所致。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到所谓的一票难求的问题。还有老人的行动是否方便的问题，如果老人有多子女的话，大家向老人集中是常见现象，只到城里一个孩子家过年，则比较少见。一家人团圆的意义所在，在过去是所有的子女可以到老人身边一起过年，结果就是必须要回家。
还有就是住房的问题。城里人住房的面积普遍比较小，而且越年轻的人越小，打工者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农村的住房面积要大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住房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原因在于，农村外出打工者挣了钱都要回家盖房子。而且农村的住房攀比现象更是长期以来一个显著特色。再有就是，进城的农民和定居就业的大学生，多数在农村保留住房和宅基地，居住不成问题。
另外，在城里和农村的过年开销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在农村，住房不用花钱，而消费水平比城市要低很多。即使吃个年夜饭，在农村自己家里做，全家上手，成本很低，而且气氛也很好。要是到城市来，一般不愿意在家里做饭，如果外出下馆子消费，每一项开支可能都是农村的数倍。所以关于“春运”的流向不能仅仅看车票的价格。
张惠强：如果流动人口减少，户籍改革速度加快，是否会影响未来“春运”流动方向的趋势演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分别比上年末减少450万人和378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底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从2015年开始，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和2017年继续减少171万人和82万人。是不是意味着人口更多地稳定在大中城市？
李铁：关于人口流动状况趋于稳定并不一定说明人口稳定在大中城市。还有更大的可能，是外出打工的人口减少了，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我们特别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会直接影响到就业的增长。而影响最大的变量就是对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吸纳能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而不能看到人口流动趋于稳定而乐观地认为，人口开始稳定地停留在大中城市。
张惠强：户籍制度改革也会影响到人口流动的趋势。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制定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同年7月，国务院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路径。在这一背景下，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市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外，各大中城市全面下调落户门槛，2017年甚至出现了西安、成都、武汉等地轮番上演“抢人大战”，西安以落户百万人口成为2018年的明星城市，2015年至2018年9月底，深圳市外迁入户口总数超过80万人。广州、深圳及十余个二线城市近年来落户人数的快速增加，极大提升了这些城市的人力资源稳定性，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流动格局，进而会影响到“春运”流向的变化？
李铁：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体形势并不乐观。我们看到的享受到户改红利的人口相比于外出打工的人口还是微乎其微。而且，越大的城市户改的红利越低。虽然一些二线省会城市实施了人才落户计划，但是这些人才是以学历为标准，基本都是城镇户口。他们的落户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春运”流向的格局。他们大多没有房子，父母绝大部分仍然在家乡，兄弟姊妹很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他们大部分人在春节期间选择过年的地点一定会是家乡而不是城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孝”，所谓的“孝”就是要尊老、敬老、孝敬父母和长辈。既然长辈在家乡，回家过年肯定是首选。
张惠强：我们是否还可以在回家过年和进城过年综合考虑一下各类成本？与大城市的年轻人相比，其父母的时间成本更低，父母来找子女，可以提前出发，晚些时候走，这样在一起相聚的时间更长。相反，春节的法定假期是7天，如果老家不在可直达的飞机或高铁站附近，来回需要“折腾”的时间甚至超过两天，结果在家休息的时间大为缩短。此外，夫妻双方的老家往往不在同一地方，到哪一方过年这个问题困扰许多年轻人，由此引发的吵架、纷争甚至离婚的现象不少见，把父母接过来则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李铁：我正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看起来时间短，但是到底是老人多折腾一点好，还是年轻人多折腾一点好，答案显然十分明了。这也和“孝道”有关。至于两个家庭老人的问题，现实来看，还是分开过年为好。儿女之间相处的矛盾不可能延伸到两个家庭身上。何况，两个家庭的老人都集中到城市，怎么能住得下，住店的成本以及吃住的成本开销更大。
张惠强：年轻夫妇的决策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小孩子的适应问题。老家在南方、工作在北方的年轻人，带着孩子回到室内没有暖气的南方，孩子没法适应南方湿冷的天气，最终导致受凉感冒的情况不在少数；老家在北方，工作在南方的年轻人，孩子也难以适应北方干冷的天气。随着二孩放开，过年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李铁：这确实是个问题。主要是看孩子年龄的大小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当然，刚刚出生的孩子不大容易经得起路上的折腾，这也是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选择春节留守城市或者是请老人过来帮忙照料。但这毕竟是少数。孩子长大了，一起回家探望老人，既可以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时也可以让老人和所有的子女家庭共同团聚。至于所谓温度适应的问题，应该是忽略不计了。
张惠强：过年跟亲人相聚，免不了长辈的热情关心，但一些问候对于年轻人来讲却成了很大的负担。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七大姑八大姨马上追过来问，工作找的怎么样，有没有体制内的铁饭碗，你要说是在某个新兴产业，还得跟对方解释半天，做个长篇科普；有了工作就问工资收入怎么样，然后就跟初中小学没毕业就在县城做买卖的朋友对比一下，人家事业有成，对比之下就很惭愧；问完工作就问有没有处对象，大城市生活工作压力大，结婚一般比较晚，结了婚的就催生孩子，生了一胎的就催生二胎，生了女儿的就催生儿子，催买房，催提拔。
无疑，对年轻人来讲，这些带有浓浓亲情的问候常常成了负担，当你工作事业小有成就了，就有各种需要你帮忙解决的问题找上门来。内外宗族亲戚那温情脉脉的关怀，其实蕴含着无尽的债权关系，好不容易你“混到了大城市”，自然而然要担起家族守门人的角色。在流动性较弱甚至是近乎封闭的环境中，宗族为其成员提供了低水平保障福利，但在流动性如此之高的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面临重构，身处其中的人冷暖自知。扩大化的家庭，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让位于核心家庭，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当然，从温州、福州、闽南再到潮汕一带，宗族力量依然很强大，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宗族内部的关系结构和内容有没有发生变化，不能以偏概全。
李铁：当然，家庭的困扰，家乡和农村人际关系的困扰，对许多年轻人来讲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如果正确处理，移风易俗，也不会为这些事情所烦心。毕竟长久的工作和居住之地并不是在农村，主要的家庭关系还是父母兄弟。其实你即使不在家乡，也很难避开这些问题。回乡过年也有脸面问题，在城市有一个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回乡也是父母高兴的资本。这种事情并不能完全一概而论。何况无法面对也可以选择暂时不回家，条件好了再回去。无论怎样，这种回家过年的大趋势，即使是在人口的流动性趋于稳定之后，仍然会长期存在。我个人判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春运的压力还在，而且规模会稳定增长。但是从流向上看，从大城市返乡的特点依然会突出。只有到了中国的城镇化率稳定在70%以上，“春运”的大规模回乡探亲流动性的问题会有所缓解。但是仍然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人口外出选择旅游的时间会更多，涉及的人口会更多，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本文来源：中国城市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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