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最近，面临着中美贸易争端，外贸的压力加大，很多学者都提出要提高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比重。这种思路也被有关政策文件认可。可是如何增加内需，有很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但是我认为城镇化应该是最重要的选择。无论我们实行什么样的金融政策，比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以减税为主导的财政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但最终生产的产品是要有人买的，我们总得面临产品销售的这个问题。过去外贸是主渠道之一，现在转向国内市场，销售渠道在哪里？
中国的产品竞争力一直在提升，当然产品更新换代会占领一部分市场。但是总会出现市场相对过剩的时期。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家电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现了大量库存积压，一些家电产品积压40%以上。后来为了缓解企业压力，消化库存，当时提出了送家电下乡的政策。企业降价，把大量的家电产品送到农村，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虽然对产品销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原因是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农民消费水平低，很多家电无法使用或改做他用。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彩电送到了一些山村，农民购买了，但是由于接收不到信号，没法收看。后来为了收看奥运会，农民把彩电搬到山上去，试图去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信号。还有的农民家庭，用洗衣机来存放大米，冰箱也是长期闲置。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家电产品滞销的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而且产品实现了更新换代，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推动了技术进步，甚至在国际上也处于技术领先水平，这也导致我国的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逐步占领了部分的国际市场。但是最主要的是占领了国内的销售市场，把许多欧日的产品挤出了中国市场。质量的竞争力提升肯定是重要的，而需求的变化才是根本。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住房改革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的形成是激活家电市场和工业制成品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总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可能包含了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开发，通过对城镇居民和郊区农民的拆迁补偿，将更多失地农民纳入到城镇化进程中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几年，每年有近2000万农民进入城镇就业，他们在城镇长期居住，他们的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增加了对各类工业产品的需求。其实，最大的变量就是与城镇化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人们有了对住房的需求，进而就增加了与住房相关的产品需求。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上海举办的城镇化高层论坛时，时任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曾经说过，如果未来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按一家4口人算，会有近8000万个家庭需要购买住房、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其他工业制成品，会大大提高这些产品的市场销量。
城镇化是指农民基于稳定的就业而进城定居和落户的过程。城镇化会把农民的长期消费偏好从农村转向城市，而且会深刻地改变他们的消费结构。虽然中国城镇化率目前已经接近60%，但是仍有2.2亿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在城镇定居落户，处于流动性居住和就业状态。在中国，还有近8000万的城镇间流动人口在就业地城市仍处于“漂”的境地。如果城镇化增长速度稳定在1个百分点，即便下降到每年1个百分点以下，到2030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还将有2亿多农民要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如果近5亿人口进入城镇，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程看，改善性住房和补偿性住房是房地产发展的大头，而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充分释放。我最近看到有些学者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呼吁发展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又大肆批判房地产。其实他并没有弄明白，如果没有房子，何谈实体经济和工业制成品？仅就个人而言，所有的实体性消费大多都与房子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些年房地产的“热”，才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飞跃发展。
城镇化还涉及一个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体现在基础设施需求增加。近5亿的流动性就业人口和农业待转移人口，未来进入各类城镇定居，也一定会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例如他们会分布在城市群、都市圈和不同规模的各类城镇之中，要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也要解决城镇内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还要解决城镇间的各种交通、通讯、管线等设施建设。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这种需求直接影响到我国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的发展。
城镇化还会带动创新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就是参与人数的增加。任何一个创新产品基于海量人口形成的数据优势还会带来更重要的创新。而这种创新的载体就是城市，创新的基础就是城镇人口的数量。目前我国互联网的用户8亿人，城镇用户占73.7%。如果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达到9亿人，加上26%被互联网覆盖的农村用户，对互联网及各种新兴产业带来的刺激是巨大的。
城镇化还会带来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目前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44.9%，比二产就业人数占比高10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城镇化发展，服务业会是城市的主导产业，而服务业就业将会居于主导地位，占总就业人口的70%以上。当农业转移人口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就业时，会缓解工业由于技术替代和资本替代造成的吸纳就业人口下降的危机。就业稳定也会带来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的增长，促进新增城镇人口消费结构的变化，增加对各类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消费的需求。
前一段时间，很多学者也提到，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要严格抑制房地产过热的趋势。这些学者举出的例子大多是美国和日本曾经发生的事情。我最近也做了一些研究，看到美国和日本发生房地产泡沫时，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80%以上和70%以上，城镇化早就已经饱和。这意味着已经没有那么多新增城镇人口的需求，却仅仅依赖金融政策的支持发展房地产市场，才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我们看一下与中国城镇化高速增长进程类似的两个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城镇化高速增长期，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也呈现高速增长。当城镇化率超过70%，进入稳定期和饱和期，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放缓。虽然同时代也可能有其他问题的发生，但是与城镇化进程相关的内需下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口优势，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城镇化高速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良好机遇。我们还有5亿人口要进入城镇就业、定居和落户。如果与城镇化改革相关的现行政策能够顺利落实的话，我想几乎相当于欧盟总人口规模的中国城镇化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将尤为可观。记得十几年前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我们实际看到的变化是中国的高科技也已经开始影响到世界，并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中国的城镇化潜力目前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红利会成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本文来源：中国城市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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