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着收入和财产分配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看有一些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有下降，刚才挪威的同志已经说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比较高，现在有所减缓，中国的收入财产分配严重不平衡是突出的。
中国现在已经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样的情况下，收入严重不平衡，或者是中等收入群体已经相对比较低，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求空间的不足。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如果把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提高一点，内需会明显的扩大。再就是供给能力也不足，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也没有提升起来。人力资本难以支撑高质量的供给。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更是全球范围的问题。
所以，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不平衡冲突，美国很多中产阶级年收入提高不了，所以，黑天鹅飞出来了，国际上就有了保护主义。从国内来讲，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一种思路是杀富济贫，把蛋糕重新分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这种方案很有号召力，群众呼声很高。但是，这种方案我们太熟悉了，关键问题是解决不了做大蛋糕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富人可能变穷人，穷人也变不富，最后大家一块受穷，叫做普遍的贫穷。这样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种思路，通过全面的赋能，我稍微说一下赋能这个词，意思就是给大家赋予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提升做大蛋糕的能力，辅之以再分配的办法缩小差距。
我们的社会收入和财产之间差距很大，但如果我们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那么大吗？没有。纯粹由人的能力差距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没有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差距那么大。更多的原因是体制的、政策的、历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贵州的一个孩子和北京的孩子，能力上的差距有那么大吗？没有那么大，甚至在海南，我看过农村和海口市的孩子之间的差别，包括受教育的状况，包括他们长大以后收入的状况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的能力没有那么大。基于个人能力差距的基本判断，这就是我们说中等收入群体成为能够主体的基本原因，我们将来如果有差距的话，更多的是由于个人能力上的差距，而不是由于能力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把能力之外的因素好好地改一改，把它的影响尽可能的往低降。所以，我们要创造和维护人力资本均等发展的环境。
二、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
我想要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架构，首先是全面持续教育。现在我们有义务教育，这个要坚持，落到实处，最近有人讨论义务教育时段会不会提升，比如说到高中或者是中专，这些可以讨论，至少目前已经有的义务教育的水平要落实，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更为重要。我想强调的是，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职业转换需要的培训更为重要。
中国最近几年产业结构在激烈的调整，比如说，我们重化工业的职工，他们怎么通过职业的培训转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再一个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对就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美国讨论狄特里一个汽车分配流水线上的工人通过培训让他学会计算机，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这个非常重要。我曾经到丹麦进行学习访问，他们当时跟我们指出一点，说有人认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主要是高福利制度，这有很深的误解。北欧国家搞的所谓的福利制度，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但是，第一是通过医疗保险，是社会成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第二，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把不安全的阀门降到最低。第三是通过职业培训，使你本身掌握技能，特别是转换职工的职业技能。所以在北欧一个高的社会福利和一个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一个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是并存的。从而，你会看到北欧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了全面赋能的计划，这点我们应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经验。
三是全面促进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要重视纵向流动。我想提出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的结构。
三、优先改革领域
刚才几位也谈到了，第一点是全面脱贫。我们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这点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别是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是一个守底线的事，但是，在扶贫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应该强调能力建设，你让它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摆脱贫困，能够持续的走上提高收入的道路。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为了完成扶贫的任务，真的是为了那几个数字。当时看起来好像收入增加了，但是，如果说他自己没有真正的能力提升，如果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机制，这套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宽准入，开放市场。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讲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看一看中国还有多少领域、多少行业，我们的现在的竞争是不充分的，竞争不充分是因为我们存在行政性的管制、行政性的垄断。把这些领域放开，就给大家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这方面特别提出的是基础产业，像石油、石化、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等的基础产业。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怎么进一步的放宽准入。这也是我们最近讨论的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在降成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是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一是农民进城，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城里人也可以下乡，让他们也下乡，发挥他们的能力，农村的建设城里人也可以建设，我们最后追求的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技术等各种各样的要素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农村可以到城里，城里也可以下农村。这样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我同意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国的要素中还有一块没有资本化，就是农村的土地。几十万亿的资金，如果把土地确权了，市场化了，资本化，可以创造出十万亿规模新的资本。否则现在城市中心区房价那么高，生产运营成本也高，最终会降低产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增加城里的住房供给。同时，农村土地资本化以后，农村也会受益。
二是促进人才纵向流动，特别是公务人员、国有企业进人公平透明的招考制度。职业官员不能搞旋转门，一辈子当那个官，有的到点以后下来可以搞教育、研究或者是其他的事业，有的官员干上两届可以干别的，这样可以避免职业的固化。还有就是促进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想提出的一个目标，到2030年的时候，争取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0%的目标，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了。现代化社会，包括经济发展也是有相当稳定的基础。
（作者在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演讲）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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