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Sheard 标准普尔全球前副主席欧盟的未来
欧盟常常被比作是一座“半完工的住宅”或“工业半成品”，这样的比喻很形象，然而真正的问题却要比这些隐喻和暗示更加深刻。
在我看来，欧盟最根本的问题和挑战正是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在主权共建共享的过程中方法不当——对于某些主权国家而言，欧盟要求他们表现得如同一个国家一样；对于另一些主权国家而言，欧盟又希望他们表现得更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
所有的观点和计划都出自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这符合欧盟“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组织”的条约规定。布鲁塞尔希望能够以一种渐进且持续的方式使得各个成员国可以更全面且统一的分享各自主权，然而英国脱欧却以一种十分粗鲁的方式打乱了欧盟的计划。
当地时间6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欧盟委员会会议在上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面对英国脱欧所引发的金融市场问题时，会议所面临的问题依旧如冰山般巨大且难以撼动。
在多个政治单元中如何构建并分享各自主权，尤其是改变现有状况，这是固有且有一定深度的政治问题。我对欧元区内条款间的矛盾感到震惊。值得一提的是，欧元区国家不但并不考虑分享货币主权的问题，并且轻视分享更多财政主权的建议。
我一直强调的是货币和财政事务是同一个主权实体的两个面。这两个问题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内部被虚拟的拆分开来。但我认为，在不同国家，当各国对货币主权采取联营方式、而各国对财政事务主权又各自大幅保留之时，把货币和财政事务分拆开来并不是一个稳定国家的政府会做出的决定。
欧盟的未来让人倍感失望，同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英国脱欧谈判将如何结束，此外谈判成果将如何影响欧盟和英国。英国脱欧公投对于欧盟来说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其恰恰反映出在多数英国民众心目中，他们对于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满。
2017年欧盟委员会推出的《欧洲的未来》白皮书中提到了一些措施，如果欧盟和英国能够采纳上述措施，其或将有助于英国和另外27个欧盟成员国间的关系尽可能紧密一些。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可以借此重新调整政策以改变过去将部分主权割让给欧盟的情况。
欧盟的担忧在于，如果允许英国人做出“最佳选择”，那么其可能会带动其他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国家付诸行动，由此可能导致整个欧盟面临分裂。
如何理解特朗普总统及其政策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而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往往会让人迅速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就是讨论特朗普总统在许多方面引发的敌意。委婉地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分裂的、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对于美国所谓的“沿海精英”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对他不屑一顾，并谴责他的“民粹主义”政策。
然而，我却认为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玩球，而不是玩人”（ play the ball, not the man）会更有成效。在纽约写下这段话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撇开传递方式，把重点放在内容上，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提出一些严肃而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被关注，并再次引发辩论。例如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言辞似乎反映出“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出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将“美式和平”称为“G-Zero世界”。这表明一个事实，即美国不再愿意也不再能够担任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仁慈霸主的角色，为全球安全提供公共利益，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供保障。
随着中国以惊人速度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呈现出国内基础设施日益陈旧，似乎需要就责任分担再平衡、让国际机构变得更加平衡和稳健展开辩论。如果特朗普总统的挑战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将会非常有利。
第二个问题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立场有关。他的立场似乎违背了经济学家们所珍视的所有原则，比如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以及经常账户赤字是国家储蓄赤字的镜像这一事实。但经济学家们可能也会自问，是否对自由贸易中失败者的利益不以为然。而这些失败者似乎在特朗普总统以及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里找到了政治声音。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言论听起来更像是尽管他也支持自由贸易，但他希望自由贸易是公平和互惠的。许多观察人士不禁叹息，多哈回合（Doha Round）贸易谈判失败，基于世贸组织的国际贸易体系已沦为不光彩的“意大利面碗”式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难道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自由但公平的贸易”不能被视为向开放而自由的自由贸易体系注入活力的新战斗口号吗?
第三个问题与移民有关。我一直认为，特朗普总统呼吁在美国南部边境，通过实体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筑起一道墙”，是“保卫边境安全”的捷径。正如非法移民/寻求庇护的家庭的孩子与父母分离的事态最新发展所强调的那样，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我认为应该非常简单。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控制它的边境，即控制进出这个国家的人。但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这项有争议的政策和政治偏好问题，即合法移民的数量和来源，呈互相垂直的关系。这也是政治斗争的所在，一旦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政治斗争将会被触发，而不是像目前看来的这样，把边境的安全绑架在移民问题上。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指望特朗普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支持可能无法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即两党都支持边境安全和找到解决非法移民和所谓“筑梦者”遗留问题的办法，并在投票箱上就合法移民偏好的差异进行斗争，岂不是太天真？?
以下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纳德·塔斯克(Donald Tusk)在本周峰会召开前发送给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邀请函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欧盟移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一项真正的欧盟移民政策的前提是，欧洲人实际上能够决定谁进入欧洲领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是我们软弱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可能造成欧洲没有外部边境的印象。欧洲民众期望我们旨在维护他们安全感的行动上表现出决心。并且，他们已等待很久。之所以如此期待，并不是说欧洲民众突然变得排外，想要筑起高墙，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起来，而是因为每一个政治当局都有责任执行这项法律，保护领土和边境。而这也正是建立边境警卫队的目的：保卫边境。”
美国和其他主权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吗？特朗普总统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并能够解决美国移民问题的人，但他也许会努力把事情引向那个方向。
中国的崛起及其世界地位
根据经济学家衡量经济指标的方式(按购买力等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过，按人均GDP计算，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这反映出该国的人口规模要大得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GDP是16,624美元，而美国则是59,495美元。（根据IMF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GDP应为8643美元，此处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结—编者注）假设中国继续坚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意味着中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最终在全球经济和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过去常见的假设，可能也是2001年12月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背后因素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全球舞台上再次崛起，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该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本身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将值得关注，而且正如逐渐被提及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所证明的那样，利害关系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当前的政治和经济道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治理模式及其所有的表现形式、该国表现出的法制，以及这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与现有的西方规范相兼容，甚至开始成形？这些是我们今后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将在未来几年形成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框架。
重新审视宏观政策框架
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论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长期停滞论》和此前的几篇文章所提到的那样，我将很快在《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einvention Bretton Woods Committee)的专栏中讨论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与大家分享。
不可思议的是，学术界和政策共同体竟然没有更多的参与，也没有富有创造力地重新审视和提出重塑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设想。这个框架用来管理总需求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作用和关系，我喜欢将其称之为主权硬币的两面。
尽管中央银行成为唯一的选择令人不安，但人们的反应几乎完全是渴望通过重新审视和思考货币政策框架，伴随价格水平目标、名义GDP目标的设想，来提高通货膨胀目标的呼声越来越高。
鉴于我们目前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以及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历中汲取的所有教训，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狭隘的做法，存在着一些“部族主义”和群体思维。而现在则需要进行一些天马行空的思考。
自从就这一主题撰写文章以来，我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前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的巨著《非选举权力：对中央银行和监管国家合法性的追求》(Unelected Power: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in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截至目前仍在研读，这本书共有656页，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当前非常需要的分析框架，以及历史和实践的视角。
数字经济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影响
早在今年4月份我曾就这个主题发表过文章，因此在这里也只做简短讨论。关于数字经济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存在一些大问题和不确定因素。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和变革，而这些影响又会以多快的速度显现出来？
我的观点是，尽管数字经济正在经历彻底的颠覆和变革，并将这种颠覆和变革继续进行下去，但我们仍然居住在一个物质而现实的世界，虽然更多的福音派观察家往往倾向于低估这个问题。根据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观点，在此时，科学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济学家们继续对“生产率之谜”感到困惑，但随着数字经济的腾飞，衡量生产率增长的失败可能与信息爆炸冲击人类的固定时间预算(一天24小时)有很大关系。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但是，假设机器人时代真的到来，届时白领阶层以及剩下的大部分蓝领阶层都即将走上昔日农场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道路。如果把这种情况想象到最糟糕的境地，这似乎暗示“经济问题”将从生产和稀缺转变为一种分配和不平等。
“经济问题”这个术语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定义的。当我准备乘纽约地铁回到位于上西区的家中的时候，不知为何竟然怀疑起我们即将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进入一个由数字驱动的丰富世界，假如这一天真的能够实现，将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译：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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