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在演讲中，隆国强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发生了深刻调整。全球化以及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于全球经济发展、做大馅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将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力结构调整、产业空洞化等一系列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从2008年之前的高歌猛进时期进入到了调整期。2008年后，全球跨境投资、全球贸易开始下跌或低速增长，占GDP比例下降。全球治理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涉外经济政策也在调整。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国际经济环境的表述是“国际环境复杂严峻”，隆国强表示，从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贸易保护在加剧，引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增长格局在分化。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印度、越南等表现不错，但拉美、南部非洲等以资源出口为重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明显。全球经济蕴含的风险积累上升。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冲击，更对全球价值链的高效稳定运行产生威胁。从长期来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产业技术变革呼之欲出、蓄势待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加速变革中，大国博弈日益激烈。这些变化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战略机遇期作出重要部署，强调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用三种思维认识和看待战略机遇期
究竟应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隆国强认为，要用三种思维来认识和看待。
第一，要有国别思维。同一个世界，同样的变化，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在世纪之初，我们经历了一轮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暴涨。这样的变化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影响无疑是不同的。对于那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大国，比如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出口形势大幅改善，经济增长很是强劲。但对于那些初级商品的进口国来说，则面临着通胀和国际收支的压力。因此，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讨论，一定是基于不同的国别。我们讨论战略机遇期，一定是基于中国视角展开的。我们要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自身的优劣势、中国的发展目标来讨论，而不能笼统地判断世界的变化是机遇还是挑战。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实情去讨论战略机遇期，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要有动态思维。同样的世界变化，在过去可能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机遇，但随着我们自身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变化，曾经的机遇如今未必还是机遇，曾经的挑战如今可能变为新的机遇。举例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贸小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开放的经贸大国，我们把握住了一些国际上的重大机遇，其中有两个重大机遇：一是跨境产业转移的机遇，特别是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境产业转移。通过特区政策、加工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我们成为了地位重要的引资大国。二是全球经济繁荣的机遇。吸收出口型外资是解决供给侧的需求，全球经济繁荣则提供了需求侧的机会。如今，全球跨境产业转移，特别是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仍然存在，但对中国来说，它已经不再构成一个重要机遇。从某种程度上说，随着我们比较优势的变化，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可能我们已经变成这些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出方。同样的机遇还在，对我们的意义已经不同。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战略机遇期，一定要用动态的视角和眼光来看待。
第三，要有辩证思维。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机遇与挑战。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很多冲击，但这其中又蕴含着很多机遇。再比如，去年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引发的中兴通讯事件，打乱了我国重要企业的生产链，暴露了我们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的窘境，面对这样的挑战，如果我们因此而奋起，充分认识自身不足，加大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可以将其转化成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很多机遇本身也可能会转化为挑战，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如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对于新兴大国而言，总体是一个机遇，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参与到这种变革中，让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让我们在新的制度变革与规则变革中贡献中国智慧，更多地体现我们的主张。但是，面临这样的大调整，多方博弈也在加剧。美欧日都在纷纷提出政策主张，其中很多对规则的诉求，恰恰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在全球治理加速调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软实力将大国硬实力发挥出来，在新一轮的全球规则变革中，会面临很多挑战。因此，讨论战略机遇期，辩证的思维特别重要。我们既要把自身工作做好，努力把挑战变成机遇，也要特别警惕，稍不小心机遇就可能变为挑战。
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几个重点
“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总是会不断产生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我们今天讲战略机遇期，有新的条件、新的内涵，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在变化的，还有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内容没有变，这些内容同样不容忽视。” 谈及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内涵，隆国强表示，从国家层面看，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重视：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大国博弈会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来说，在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拥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非常重要。一是客观环境能否使我们保持和平发展，二是主观的判断。对于国际环境的主观判断会决定一国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深入研判国际环境，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正因为有了这一重大判断，我们才有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决策。大国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全面性和结构性特征，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要看到，在博弈过程中，世界的主题是什么？中央提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
第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重大的技术变革是推动全球格局洗牌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从快速工业化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增长动力已经与过去不同。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靠结构升级，靠生产效率提升，这时我们幸运地遇到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新的产业。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具有很强的渗透力，会深刻地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近两年特别火的共享经济等，更多地体现为商业模式的创新。而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更多时候是分不开的，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2+2”战略，一个2就是重视两个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另一个2就是重视两个领域，新技术领域和对传统领域的改造提升。我们还看到，新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因为这些变化也会改变一些国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所以，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增长，一定要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第三，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角度看。在“引进来”方面，现在与过去二三十年不同，过去是大量的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引进来”的产业变了，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在“引进来”的产业中，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更大的变化是，人才开始加快向国内汇聚。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过去由于我们外汇储备有限，企业规模化有限，所以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引进来”，如今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做好“引进来”的文章，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我们企业的国际化能力、水平、经验都在提升，这使我们可以主动地到全球去整合资源。所以，讨论战略机遇期，要基于今天的发展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多地靠创新、靠结构升级来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今天看到的这些机遇，恰恰主要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我们结构升级的机遇。事实上，中国是幸运的，我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抓住了制造业跨境产业转移的机遇，到今天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又面对众多有利于创新的国际机遇，我们必须把握好。
今后，我们应如何更好地面对战略机遇期？隆国强指出，第一，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机遇从来都属于有准备的人，如果我们对机遇浑然不觉，机遇来临时根本抓不住，只能事后后悔。所以一定要事先预判，要谋定而后动。第二，要调整战略。在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要求下，我们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来把握好国际环境新机遇？既然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战略机遇的内涵条件发生了变化，当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如果仍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去做，未必能把握住新的机遇。所以，把握好新机遇，从预判到谋定，必须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最后，谋之后要行。知行合一，行胜于言。一方面，要处理好大国关系，中美博弈根本上来看是实力的博弈。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很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战略机遇期最终落脚在哪儿？落脚在行动。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充满信心，不要一味沉溺于过去的成绩，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其转化为抓住机遇的行动。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AtomThinkT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