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刘国恩教授：我的个人命运就是中国发展的缩影_腾讯财经

刘国恩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我的家乡在四川的茂县，你们要去九寨沟的必经之路上，离汶川很近。地处在这个地方，我的家乡主要是以羌族为主的一个县，这个地方还是很美，离九寨沟本身就很近，属于九寨沟的一个卫星城。它的自然资源和禀赋优势其实还是比较有特色，我介绍一下我们大概的地理位置和我们那边的自然条件。

茂县四面环山，九寨沟从成都再往上走，四面环山，包在群山里面的一座城市，城市里面有一条河，由北往南的河叫岷江河，整个县城就是围绕这个河来形成的，岷江河犹如我们城市的主动脉。基本上我儿时的记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与岷江河相伴，一个方面是我们生活的地理坐标，岷江河在哪，大家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以岷江河定位自己。也是水运、灌溉、钓鱼的源泉。我们有几个著名的山：老人山、九顶山，茂县人当年是以老人山、九顶山柴火、伐木、野菜、放牧的山大王，小时候和家里人去过这个山上，觉得很远很远。我们农物主要以玉米和小麦，特别是玉米为主，那是粗粮，林作物还有苹果、花椒。四川茂县它的苹果和花椒绝对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到今天仍然是如此，质地太好，靠自然的力量就可以传递它强大的品牌效应。

我自己的家就在茂县城的东南角上，那个村原来的老名字叫蓝田坡村，依山傍水。六七十年代有几十户人家，一家三四口人，几百号人。离茂县城不远，也就几公里。我们的茂县优势是苹果和花椒，特别是苹果，对我们村来说就是茂县当中的苹果园。这个苹果园是不吃国家皇粮的苹果园，是农民的苹果园，他一边种地，一边可以种苹果。

这是我们家所处的基本地理位置，其实我们自然条件并不差。我给大家谈谈我儿时的记忆，刚刚介绍自然地理条件下，我照理说不应该生活的太艰苦，离县城就几公里，还有那么知名的苹果、花椒。我先介绍一下我60年代的记忆，我是50年代末出生的60年代记忆刚刚开始。

我60年代整个记忆只能用一个词描述就是“贫穷”，无穷无尽的贫穷，还好我们这一代人还健在，可以告诉你们真是无穷无尽的贫穷。我们贫穷到什么程度？我的父母亲跟我说，我曾经有一位哥哥，我为什么用“曾经”，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了，是被饿死的，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的哥哥，我爸爸说他没有过上第三个生日就饿死了。我自己怎么又幸运活下来了，我有一些点滴的记忆告诉大家，其实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真不是形容词，我真是被捡回来的。在我童年当中，我的父亲一直给我讲一个让我终身不要忘掉的人，姓宋，宋大伯。当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因为极度饥饿，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也没有办法治疗相关的疾病，去了很多次找医生看病，极度的营养不良，我的命基本上走到了劲头。我的爸爸说，他们花尽了所有的精力，那时候条件非常有限，想把我的命给保住，倾其全力最后没有保住。那天晚上从县城回来，因为县城的医生说签下了死亡通知书的单子，医生不可能接了，医生不可能接收马上要死亡的人，我的家人就签了死亡通知书，就把我带回家。一路上我的父亲就说，全家人骂我，说我是来要债的，因为我把全家的资源耗尽了。

回到我们村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仍掉”，但我的母亲和我的奶奶觉得再怎么这个孩子到我们这个家，还是明天找个地儿好好埋了。我爸爸说不要，给我仍到山上去，那天晚上瓢泼大雨，我爸跟我妈说：“你仍掉，要不仍掉，我就仍掉。”最后我母没什么选择，就让我家的亲戚把我抱到，村上面有一个小山坡，就把我仍到小山坡，因为已经是晚上了，也不可能挖一个坑把我埋了，就把我仍在路上，下着雨，就回来了。家里人肯定也是很生气，估计第二天还是会把我捡回来埋了。

全家人嚎啕大哭，我们家有一个人，就是姓宋的大伯正好路过我们家，说这怎么回事，他也知道我们家人在给我治病，过来一问，我爸爸就说那孩子没有了，那家伙收命的，没有的。说怎么回事，仍到哪了，在山坡上，这个姓宋的就把我给捡回来，捡回来至少明天可以把他埋了。他跑去捡我的时候，他的手摸到我的胸部，发现我的胸部个在动，有温度，好像被雨给淋醒了，他就很激动，马上把我抱下来，跟家人说，你们别哭，这个孩子还有救，还有救，心跳有温度。全家人马上又开始，我这条命就是因为宋大伯把我给捡回来，我又坚强的活下来，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小时候非常瘦弱，不像现在这样健壮，现在营养过度了。我大概几岁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公社食堂，家里不可能有碗筷，不能够生火的。我的印象里面通过父母亲给我讲，我还有一点点小的印象，全家人通过集体食堂里面打出一碗玉米粥，全家人看着这碗非常有限的玉米粥，我不懂事，小，我的父亲说我伸开指头只见骨头不见肉的手，就说一个字“大”，我挑玉米粒里面最大的一块，我只会说一个字“大”，我的父母亲一直告诉我这个事，这是我童年里面点滴的记忆。

另外一个，我稍微长大一些，我们那时候农村人虽然种粮，也种油菜，我们自己打出油来。我们自己不能够先把自己吃的油留下，因为你得上交公粮，把油上交给政府。我的母亲在那时候，我们自己家已经可以开火了，不是60年代初的状态。我的母亲就没有油来炒菜，大家知道炒菜是需要油。我母亲想出什么办法，我现在还记得，我的母亲为了使得那个锅炒的时候还有油珠，她怎么做呢？我发现我的母亲每一次做饭，她把一个碗从柜子里面拿出来，里面有白色的萝卜切成一半，她用那个萝卜在锅上转几圈，再放到碗里。我就问母亲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萝卜一转上面就有一些水，水里面带着油珠，水和油珠混在一起放在里面，作为我们家炒菜的油，她怎么想出这个法子，我们几个月前有油的时候，她把这个萝卜的油蘸了一次，拿起来作为后面几个月每次炒菜要用的油的来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穷到那个份上。

更不用说我们能够吃到猪肉了，太奢侈了，我们一年也能够吃到一两次，杀猪的时候，或者办酒席的时候，打荤菜的牙祭。吃肉对我来说太奢侈，太稀有了。有一次我和我的外婆上山坡上打柴，那时候已经是文革的初期，我们都说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比别人好很多。我就到了山坡上看到四周根本没有任何人，我不知道那时候大胆地提出，我现在想想怎么提出那么一个问题，我的外婆不识字，我就跟我外婆说，我说外婆你说你们1949年以前，你们连贫农都不是，是雇农，雇农是居家的，长期给人家当雇工，雇农是最贫穷的，现在我们都不能够吃肉，你们那时候要穷到什么份上？

我外婆是长工，我说你们吃过肉吗？她四周看了一下说，我们那个时候十天半月打一次牙祭，我说怎么可能？她说否则没力气干活，地主还要给我们十天半月打一次牙祭，倒不是真的关心我们生活，因为我们不吃肉没劲。我说那时候怎么要比现在生活水平绝对的要高，现在是绝对贫困化。

吃肉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的稀缺、罕见一件事。主食这个故事更有意思，我们那是种玉米的地方，玉米兼小麦，不产大米，山区没有水稻。对我们来说大米就像一颗一颗珍珠般珍贵。我的印象里面，我童年吃大米真的是屈指可数，我们那不产大米，猪还可以喂一喂，但是大米可以由玉米代替，我吃大米屈指可数的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吃一次大米，生病生到很严重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可以找队里面的队长，写一个条子，这小孩生病很严重，他胃口不好，大队批个条再到公社盖个什么章，可以到县上的粮站购买一斤到两斤大米，给生了病小孩的一个特殊的照顾。

这是我在那时候我吃大米前提条件，我必须生病，以至于以后我有时候想吃大米就装一场病，没有那么严重，队上也不批。你怎么不去买？我们没有市场，国家统管、统购、统销的粮食站，因为没有市场，给我们当地人带来了多么大的贫困的问题。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点滴的观察，来稍微对中国当时像茂县这样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农区，对为什么增长没有做一个小结。像茂县这样一个地区，本来不是那么糟糕的自然条件，为什么一年比一年贫困，它处于倒退的贫困县。为什么？我们可以一个个分析，按照刚刚讲的现存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一我们看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无非是工具、机器、设备和农地，我们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土地肯定是我们最主要的物质资本。人均的土地大家在座的想一想，同样那么大的地方，人口数比现在少的多，人均的土地不是比现在少而是更多；劳动人手也够，人力资源最多，人均的土地也更多，劳动的时间要比较现在长的多。冬天不可能生产的时候，我参与了部分的工作，不可能做有生产性的活动，我们都要扛着红旗到大山上去挖石头，我们要让荒山变粮田，无用的工作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生产要素来看无论是土地、人手还是劳动时间都比现在多。

第二，约束条件，你可以看看，如果是生产要素相对现在更充足，约束条件有哪些？我们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我们缺乏足够的劳动精神。农村下乡的时候，每天扛着锄头到队里劳动，只要队长不在，我就学会磨洋工，因为我磨不磨洋工，下午评分都是一样。我们自己只能浪费自己，没有劳动精神，更没有劳动分工。蓝田坡村既可以种苹果，种玉米，种小麦，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分工，因为没有市场，如果只种花椒、苹果就死了，因为没有粮食吃，既要做苹果、花椒，还要种粮食，要花大量的时间种粮食，没有分工，同时我们也缺乏市场的交换。这是我们约束的条件，尽管我们的生产要素比现在好。

我们最后的生产效率，我们人均能够产出的产品，因为约束条件导致的结果，我们当时是中国有史以来，至少过去2000年以来，农耕经济在人均层面上最低的水平，这个话我不是耸人听闻。你说刘教授，你何以判断那个时候人均的产出是最低的，这不是我瞎说的。这个红线是我们根据目前能够查找到的有关中国经济史在过去2000年总财富在世界财富里面的比例变化，这是总财富，红色的是指中国，蓝色是西欧，绿色是美国，美国为什么总财富很低，1776年才建国，它是后期增长上来。大家可以看到从公元00年到清朝的时候，我们大概在1820年左右，中国总财富是全球总财富的30%，要远比现在比例高很多。

自那以后，中国的总财富一直狂跌，再没有抬过头，一直到70年代末，这个地方最低的。至少根据过去2000年有证可查的数据来看，我们在70年代末是中国农耕文明，财富收入水平最低的时候。这是60年代，再过10年，就进入70年代，我的记忆更清晰了，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然后是高中。给我留下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学工、学农、上山下乡。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工厂里面和工人学习，大部分的时间在农村劳动。

到了70年代，你可能好奇那时候跟60年代末相比，情况有没有改善？一点没有改善。给大家说一个我现在记忆犹新的生活经历，我第一次到茂县一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带着我去见一中的校长，我第一天见这个姓赖的，从成都过去的教授在那当校长，一个女的，老太太，后来遭到文革好严重的批判。我的父亲在跟她讲解我的情况，我站在她住宿的前面，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讲我的事，我就开始因为发现了一个东西无法集中我父亲在说什么。我发现了什么东西？我发现赖校长正好在吃午饭，午饭刚刚吃完了，她跟我父亲讲话无意当中把碗斜着一点，用筷子划来划去，我眼睛就盯着碗里面的东西，有一片肥肥的回锅肉，第一她可能是舍不得吃，还是考虑脂肪多，我估计那时候不可能考虑脂肪多。她把回锅肉夹来夹去，我就像我们家现在养的那只小狗，眼睛随着她的筷子左右摇摆，我心里想，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回锅肉不一下子吞下去，居然转来转去，太不可思议。

那时候已经读中学了，情况跟我60年代末一模一样。我们后期学工、学农，我还守过山。我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力量，我在学校里的成绩也比较优秀，不谦虚的说，应该是相当优秀。成绩相当优秀，不能够代表我的行为就一定是优秀的。为什么？因为我饥饿，我现在回想起，在学校里面是优秀的学生，回到家里我仍然面临饥饿的时候，身体的骨骼已经足以让我做一些不规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可不是简单的偷鸡摸狗，我们偷鸡摸狗经常干，偷鸡摸狗的机会也少，鸡是越偷越少。我们有三四个人一起玩，比我大两岁的一个，等于是我们的头，现在他还在，他跟我说偷鸡摸狗的资源越来越少，我们得想一点办法把自己喂饱，我说能想什么办法？你知道他出了什么嗖主意，他说我们这村里有一个出纳员，出纳员的柜子至少有四五百，我们全村就那点财富，年终要分的。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敲开门，把全村的财富拿走，偷掉。万一偷的时候怎么办？如果顺利就偷掉，如果不顺利，你们一人准备一个斧头就砍，然后就跑，根本没想到法制，也没想到坐牢。

我虽然没有法制观念，要把活人砍死，对我来说威胁太大，我不敢承担这样的风险。我说我要想想，他说你再想两天。我两天以后我说我不敢，我饿死也不敢把人砍死，我稍微胆大一点，我可能就不在这了。我是在茂县中学极其优秀的学生，这也改变不了我这个行为变的这么古怪，甚至与社会格格不入。

高中毕业了，我就如同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梦想就画上了句号。那时候我们的梦想不在大学，是在高中毕业就画上梦想的句号，高中毕业基本全部要到农村去，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上至国家主席的孩子也一样，习主席也要去，李克强也去了，我们也到那里去了。我们去还比城市去的人有些不同，它分回乡知青和个下乡知青，城里来的人叫下乡知青，农村来的叫回乡知青。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是有别的，当年能够逃脱农业束缚的可能几大机会，包括如下几项：第一招工，父母亲在工厂有工，他退休，你可以以招工身份回去，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招干，更要靠关系户；接班；工同兵大学生，后期也开了大学，是叫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工农兵大学生上去不需要考试，是需要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这些条件对我们都没有实质性的。还有剩下几个，一个是当兵，一个是教师（民办教师），一个是村医，这些对我都是奢望，我觉得不可能到我这个份上。

我脑袋里面想了一个事，十多岁了，高中毕业，这些机会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遥远。我想什么？我就注意到一个差事，我们在田间劳动特别辛苦，会发现邮差骑个自行车，把邮件送到山村。我就在想，这个邮差让我送信，这个差事是多么好的差事，可以骑着自行车送信，这是我梦想当中的一号的选择。这个机会没有降到我的头上。

我们看70年代的观察再看70年代的增长为什么还如60年代一样，没有发生增长？因为在70年代我们发现贫困就像60年代一样，依然长期困扰着普遍的中国的村民。回到生产要素，我刚刚讲的生产要素的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约束条件仍然还留存在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那个蓝田坡村要种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70年代仍然没有市场，不能交换，更不能分工。约束条件跟60年代一模一样，我们的收入水平跟60年代比一点没有进展，每一年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明年比今年好，只想今年不会比今年更差，就期盼这么一个，不要明年比今年更差。

卫生条件有一些不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青年，包括我这样的高中社，客观上可以看到由于知识青年还包括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学者，茅老可能也下过乡，北大好多教授都下过乡。由于这些有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下乡以后，他们客观上确实对边远农村的非常初级的认知和见识，教育的水平和卫生的条件有所改善，这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条件的改善值还是不值？最后我会回答这个问题。

70年代末的时候，快要到75、76年的时候，我说我想当邮差，邮差这个差事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突然有一天，我们村长告诉我，你已经成为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了。我想都不敢想，我怎么变成赤脚医生？他说昨天晚上开会，我们研究了队里目前剩下的最好的文化程度最好的就你了，因为文化程度也好，关系比我更好的都走了，推荐上大学了，坏事变好事了。现在我们要学一个人当赤脚医生，你是剩下来的文化程度最好的，明天开始当我们的赤脚医生。那时候赤脚医生是一边劳动一边当医生，没有人生病你是农民，有人生病你给他看看病。这就是我们当年赤脚医生。

他说你是目前村里文化程度最好的年轻人，更好的都走了。我突然觉得上天对我这么好，在那时候我的选择条件，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第一，我可以发挥我高中知识的作用，让自己的存在感价值找到一点。第二，只要有人生病，我还可以从农田走到房间里面，躲躲太阳、躲躲雨，我至少还可以稍微歇一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的赤脚医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怎么行医，我是亲身经历过的。首先，我告诉大家，我是一天医没有学，我们怎么行医，在全中国因人而异。我不敢说它具有代表性，我自己学医的取经是三个渠道：第一，我们有一个没有文化的老中医，我向他虚心学习；第二，向书本学习，书本极奇稀少，不管怎么样还可以找到一些支零破碎的书；第三，向动物学习。此话怎样？我们队长给我派活的时候说，你这个赤脚医生是人兽医双肩挑。我的药箱是自己弄板钉在一起，画个十字架就背上了，打成两半，一边是人药，一边是兽药。兽主要是猪、牛、马，猪很多时候生病，比如说感染了、生疮了、化脓了跟人差不多。我就发现那时候猪和人生的病最多的是感染性疾病，流脓、化脓，应对感染性疾病最有效的手段是打抗生素，可是这个针要打到人身上我害怕，没学过一年医，没人教过你，我到猪身上打。我一见到我们队里的猪，生疮、化脓了以后，我就把抗生素带上。用抗生素之前，我还有一招，比抗生素便宜一点，用碘酒和酒精把脓包划开以后倒进去，猪疼我管不了那么多，叫人把它绑住。我就是这样从猪身上，生疮化脓，我如何用碘酒、酒精治它，后期用抗生素，我再慢慢转移到人身上，我给人打针最后很有技巧。给人打针，首先要找人身上哪脂肪最多的地方打，这一针下去不会打到坐骨神经。

其二，每个人的皮肤都有一个自然的防护，只要东西一接触就开始收缩，一收缩针头进不去。我就发现我的针头那么可贵，不能牺牲我的针头，针头是无数次用。我每次用完用开水煮一两个小时，后来告诉我，你是对的，不用担心。我那个针头给人打针第一找脂肪多的地方，不会伤他的坐骨神经。第二，你要进针之前，让这个人的皮肤神经部分放松警惕，你怎么放松警惕，你先用手指在皮肤上画两圈，他以为你要打，结果你老不进去，他就开始松驰，一旦松驰一针进去，完美。以至于后来我们村的小孩子传说，找这个小刘给我们打针最不疼的，因为疼的时候已经进去了。

第二，我这种一天医没有学过的，现在想起来毛骨悚然，怎么能够给人看病。我一直在强调猪、牛、羊跟人得病主要是传染性疾病，所谓传染性疾病主要是因为微生物病原侵害我们的身体，细菌、寄生虫、病毒，外源性的，不是我们体内出现什么问题。针对这个外源性微生物侵入身体的毛病，伤风、感冒、肚子疼等等，都是外生级病源，我们用酒精、碘酒、抗生素非常有效。那时候还没听说过人会得糖尿病，那是县大老爷会得，那是富贵病，他要长的很大很肥。对于农村都瘦成一根筋，哪会得糖尿病，也有可能人死于糖尿病，我不知道。

我们没有学过医应用碘酒、酒精、抗生素等等就可以做比较有效的处置。我们主要的手段就是初级诊断，我们用红药水、酒精、碘酒、抗生素、疫苗等等，还有草药和银针。这个阶段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期间我除了打针的技巧蛮受小孩子喜欢，知道我没让他感觉疼已经进去了。

我还有一次非常有名的，给一位村民治疗的事迹。这位大姐得了牙疼，医疗条件很不好，她到县医院看，看了好几天，一直疼痛就没有消除，肿的很严重。看了一周的时间症状没有减轻，她碰到我说，兄弟你懂不懂我的问题，我一看肿成这样子，她说去县医院好几次，没治好。她说兄弟你想想办法，她就找我，我说你到我医疗室，特别简陋的屋子。我就说让我试试，你知道我怎么试？这就是有文化的好处。我书桌上有的几本关于中医治疗牙疼的书放在一起，我搞排列组合，我把凡是治牙疼的、上火的、清火的全部打开，找它最大公约数，哪些药物在每个都出现，我就拎出来，第一它肯定不是坏药，第二它也很有效。我自己中医的根子不牢固，在现存的方子搞主方，每一个药物都是清凉的，退火、止疼。我给她开了三副药，一副药用两天，还没用完，四天左右，大概第11天了，肿消了，疼不疼大姐？不疼了，你简直是神医。其实说老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我治好的，还是疾病自然就该恢复的。

这是我做赤脚医生的亲身经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水准有多高，医疗质量究竟有多么靠谱，说老实话我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幸运的是当时疾病是相对简单的，如果有任何大的影响，不是源于我们的手段，而是源于我们手段针对的那个适应症，像现在的癌症，心血管疾病，那是要人命的，那时候少。

这个时间再到70年代末，1977年，我已经到农村一年半了。突然在中国的天空上就一声炮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1978年12月，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我只待了一年半，好多人待了七八年，十年以上，我们积累了上千万青年，在那时候一时间，我们被告知今年年底，1977年底，要恢复全国的高考，要取消原来的群众首先要推荐你，你得有关系，领导还得认可你给你批准，基本上没关系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取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上大学，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在一个月后，12月左右进行文革后第一届高考，使得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破除年龄、婚姻、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公平转机。

有证考查的是前不久央美登了一则消息，说温元凯当时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京举办的几位大科学家的征求意见会，很小的规模，几位大学校长包括温元凯在内，当时邓小平问这几位大的学者说，我们搞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原则？温元凯跟邓小平说，我提16字方针：“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温元凯说，是邓小平就给他回话说，温元凯，我现在至少采纳你3/4，领导批准就取掉，就改成：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当时教育部发了文件也说了这一点。

对于我来说，我们是10月份得到的消息，那种激动，那种感慨，今天想起来真的是永生难忘。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中国要恢复高考了，因为之前我除了当赤脚医生，其他什么希望都没有，不可能走出农村的，家里人都在给我说媳妇了，我都见了一次。突然10月份说高考，我想着高考意味着我还是有机会报名，我们12月就要报考，只有不到两个月准备，高考得复习，我们又是边远的山村，我就马上回家，在田里听说，晚上回去到处找书本，找不到，书本不知道仍哪去了。我母亲问你找什么，我说找好几年前的书本。她说我不知道在哪，实在找不到，我母亲说有一个地方，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我们家有一个泡菜坛子，压在泡菜坛子盖的，她说是不是你的书，我一看是我高中的数学书。后期找了很多手抄本，书店里面买不到材料，我们从成都一些民间他们传出了一些语文、历史、数学，就抄，就从成都到茂县。就这么一个多月开始上阵就去考，我们那时候起点都差不多，城里人可能好一点因为他们材料多。

12月份考试，到了12月底还是1月初，就通知说高考的，我们茂县属于是大州，叫阿坝州，州里面要通知高考成绩。那时候整个全县好几万人，我们整个通讯方式就是县里面一台大喇叭。广播重要消息会提前说，今天下午几点几点，要大家一起集体收听重要新闻，重要的报告。高考也是从大喇叭里面听见的，今天下午请全县人民收听阿坝州发来的重要新闻，有关高考的前面几批学生的体检名单，对全县人民来说翘首期盼，这几万茂县居民哪家的孩子这么幸运，第一批里面就得到体检的通知。下午7点钟左右，全县人民静静听候高音喇叭的通知，现在开始广播四川省阿坝州关于高考的通知，茂县高考第一批重点学生通知人数，参加的体检有18位，这是重点通知的，第二批通知是普通院校，第三批是中专。

我当时想今天会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想肯定不可能，像大海捞针。我想听听也可以，你不敢想象，广播说的第一个字是刘，第二字是国，第三个字是恩，刘国恩。我当时不敢想象，广播完了说今天晚上9点钟到县委教育听局长的训话，给这18位说一下参加体检的注意事项。一时间我的名字突然被全县人民记住，因为第一个好记嘛。我到了晚上9点，我大概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第一次去县委大院教育局里面，大概这样一个屋子，局长在前面，我们十多位在后面，我就坐在最后面，胆又小，没进过城，哪见过这个世面。哪位是刘国恩？我坐在后面，我说是我。你哪来的？蓝田坡村的。你往前面坐一点，我才从后面挪到前面。他的眼神，我自己的理解，怎么是你呢？说你们每个人可以填三所重点大学，三所普通大学，三所中专，第一次可以填9个志愿。我当过一年半的赤脚医生，我一定要为全县人民治病，发愤图强，再回到这给大家治病。我就毫不犹豫填了三个重点的医学院，普通三所医学院，三所中专护士学校，那时候没有人给我指导，全部是医，自己觉得这是最优的选择。

第二天去体检，我印象里面我们农村人到城市医院里面，一直受到一种歧视眼光的对待，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县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是，一个女的说体检，看都不看我一眼，过来该你了，名字仔细一看，你就是刘国恩？我说是。一下对我特别温柔，你们爸爸妈妈做什么的，我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我那时候印象里面觉得，既然我们的局长吃惊，给我检查身体的护士也吃惊，我再怎么，那9个学校也都有一个录取我吧，我还是重点，还是排在第一的。到了1月底通知书下发，第一批没有我，第二批没有我，第三批中专都没有我，这是现在都没有解开的谜。

2月份，因为民族院校可以享受政府给的特殊的条件，民族院校可以招收政审条件不合格的人，但是成绩很好。民族学校照顾民族地区，好的考生就少，我就突然收到一封信，西南民族学院给我的通知书。在这之前叫我补政审，我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雇农，政审绝对红，怎么可能出问题，后来说你是因为没有政审，政审材料缺失。我的政审条件要没有，哪个学校敢用你，政治条件是丢的还是被人仍掉，我也不知道，就给我分配到西南民族学院数学系，我才开始学数学，我的本科是学数学。经历了当时高考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我被分配到数学系。

到了数学系，我那时候开始感受到中国的经济领域特别的缺乏人才，我认识茅老师就好了，你可以给我指点指点经济学，我可能比现在走的更远。我们班上有一个大哥说你要不喜欢数学，我数学成绩不算差，他说你要不喜欢可以自学经济学，我是一个人在全系，甚至全校自修经济学，最后考到了西南财大经济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靠自己自学。我很幸运，在1986年的时候又作为学校是属于人民银行主管的学校，我是拿到人民银行给的公费的第一个留学生，去了美国。

说来话长不展开了，很有意思，我填了9所学校，9所医学有关的学校，一所都没有把我录取，我就离这个医越来越远。这个故事应该讲完了，可是没有完，到了美国，我的导师就是现在健康经济学之父，他是经济学家，但是他研究人们的健康行为，研究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我虽然是学纯正宗的经济学，但是我的主攻方向是健康经济学，绕了一大圈最后选择了终身从事的与医学有关的健康经济学。我在2003年北京的北卡大学到北大的任教，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希望组建这样一个学科，我是组建这个学科，最后在北大任教一直到至今的历史。

明明当中似乎有一些讲不透的，我现在从事经济学但是是与健康和医疗有关的学科。下面的时间我想给大家快速讲讲，改革开放以后我考上大学，我再回去我的家乡去看，蓝田坡村有没有发生变化，你们仔细看看，我们村民的变迁是如何令人不可思议。

首先，我们的生产水平，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有了增长，有了剧变。我们的要素，再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要素的积累，我们首先看要素里面对农村来说就是农用工具，农用工具就是挖地的锄头、镰刀、修剪树枝各种配件，那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从要素积累最最重要的物理资本来看没有变化，从劳动力来看，劳动力比以前减少了。第一，在农村里面劳动的数量是绝对下降，很多人被外面的工作解放了他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单在蓝田坡村，从事同样大土地的劳动，他们每一年劳动的时间不足以前的1/3，不需要劳动365天，不需要大冬天跑到大山上要变荒山为粮田，一年的劳动时间只需要1/3。人均耕地也减少，我们以前的地我还记得，现在土地都卖了，作为城市用地，人均耕地又少了，我们讲的要素积累农用工具、劳动力都减少，如果没有下降的话，是什么神奇的原因，让我们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我们吃大米没问题了，因为县里面有人卖大米，因为有市场。我们村从1986年开始，每一年就有一栋接着一栋的新房修起来。

要素积累并没有上升，甚至下降，收入大幅上升，只可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手段，技术手段也不可能大幅度改善，只可能有提高生产率的效率，生产率提升效率源泉一定是大幅度增加，它不可能发生在生产要素和农业技术的创新。只剩下一个源泉就是效率源泉，效率源泉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明显的条件。第一，生产激励被激发出来，我们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第二，有了市场交换，可以用玉米换大米，可以用花椒换其他的东西。第三，比较优势。我们在古典经济学里面谈人类到目前为止从现代经济学最佳的道理之一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无论做贸易还是地方市场，可是比较优势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有市场的分工，没有市场，没有分工，比较优势就是书面，纸上谈兵。比较优势就是我只生产我强的地方，前提是你不能要挟我，可以有个市场让我交换你生产的东西，否则我们互相要挟，就可以绑架。

我们比较优势出来了，我亲戚家的二哥，他们告诉我，他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就几个，第一苹果，第二卖李子，第三卖花椒，他可以生产这些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大米，换麦子。剩下他还到外面打工，这是我二哥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因为市场的开放，有了市场才可能发挥出比较优势。

村民的就医情况我再讲讲，还是我们的村，我们的就医情况，我走了以后据说我们村没有找到新的接班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医疗服务条件已经由县级统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取代了以前我所在的时候各个村独立运行的互助医疗模式，一个村几百号人，一个村发生大病互助风险分担的能力是多么的脆弱，现在以全县几万做统筹，风险承担的能力就大大提高，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巨大进步吗？

服务供给，现在把村医、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全连起来，作为我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服务体系，不再向我们过去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分割独立运行。无论从投资情况来看，支付水平还是服务供给来看，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的水平都大幅提高，这是说的我们村的情况。

我做一个关于增长的分析。改革开放是做对了什么东西？因为改革开放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做对了什么使得长期没有发生的增长第一次在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究竟它发生了什么东西。我给大家做了我们村的观察，符不符合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基本判断。我说慢一点，这是讲现在的经济增长基本的判断。我们的生产要素对农村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变化，农业生产要素怎么变，锄头、镰刀、扁担、拖拉机，生产要素没什么变化，同样的天、同样的基因，同样的文化，这个没变。物质资本增长每年都在增加，增加的速度在下降，大家可以从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文献里面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生产要素的增加，速度是下降的。

我们看物质资本，生产工具、生产的设备、机器等等，对中国过去60年，前后三十年相对贡献的大小变化。根据加拿大华裔经济学家朱晓东在2012年，美国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篇蛮严谨的时政文章，发现生产要素里面的物质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前30年116%，超巨大的决定性因素，下降到七八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以1%，就是靠物质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前30年，而不是后30年。人力资本，贡献率从52.25%下降到14.55%。中国经济增长后30年靠什么，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转换生产要素到财富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朱晓东教授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在同期贡献率，前30年不仅没有贡献，是负的72%，年年倒退。后30年，从负的72%增长到77.89%，远超物理资本、人力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决定性的要素，请问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什么源泉？刚刚说了在短期内很容易排除就是农业技术的短期影响，不可能是决定性，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决定权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生产率提高的三大效率源泉，第一包括我们从科学精神主导后30年的基本政策当中，就可以领悟到我们从盲从，从愚昧中解放出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从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依靠的科学精神，我们不再那么盲从，不再那么愚昧。这和300年前，欧洲那一次增长也是得益于科学精神，才从当时宗教的对科学的压迫进步当中解放出来，才有了西方的现代经济。

第二，我们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从大锅饭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动力。

第三，我们从自给自足经济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大家想一想，我前面一直在铺垫西方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和我们中国这近30年，近40年所提炼出来的要素完全一致。

再看我们的乡村医疗，这次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乡下行医的时候，我们是自给自足，城乡是分割的。我当时用的工具是药箱、针头还有中学毕业的这点知识。这是我的生产要素。我们当时的疾病是以细菌性感染为主的常见病。诊疗效果，我们无法评判诊疗效果好不好，我给大家举的大姐的牙疼治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艺高治好的。

我分享一下北大光华的老师告诉我，他给我提供一个我们当时赤脚医生水平不怎么高的范例。他的弟弟是在他和他妈妈背到赤脚医生门前，本来是伤风感冒发发烧，那个赤脚医生不知道给他弟弟输了什么液，边输液边看到他弟弟边闭上眼睛，最后死掉，这是我光华的一位同事，我没有办法把它一般话，如果放在大医院里面，可能会救回，但是赤脚医生处理这个情况，也许是病严重，也许处理不当。那时候人命并不值钱，也就这么地了。

我们的诊疗成本，我特别想讲一讲，我那个时代我做赤脚医生，人们说我们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小，几分钱、几毛钱，诊疗成本很低。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有人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是成本小、效果大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个典范，这在1992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里面，就这么说的。他们这些信息来自于中国官方提供的信息，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典范。我请大家冷静的思考一下，我们的效果好、投入真的少吗？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术语里讲，在扭曲的条件，我们中学生成千上万都到农村去了，不考虑那个条件的成本，当然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廉价的，像我这样毫不值钱的时间和人力给老百姓看病，能贵到哪去。你可以说机会成本很小，我不行也在田间劳动，我的机会成本几乎接近于零。

如果我们在扭曲的约束条件下，讨论局部的均衡，确实机会成本很小。因为我没其他更好的事干，如果我们放大，来讨论扭曲讨论本身的代价，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知识分子付出那么多青春成本取得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这个成本算小吗？如果放在一般均衡下讨论成千上万的青年付出了终身的青春机会成本，你敢说它小吗？有一个人打了一个比方，说曼德拉用的17年的时间在监牢里面悟出了族群之间如何和睦相处的道理，我们能说以后要悟出这样的道理每个人坐17年牢吗，这个代价小吗。

诊疗的相对成本或者机会成本是发生变化的。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是疾病发生了完全不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疾病谱不是微生物侵害身体的疾病，大多数的情况，威胁我们身体的是内源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跟外界微生物侵害毫无关系，我们的癌症，糖尿病，没有任何外界因素来侵害我们身体，完全是我们自身的系统出的问题，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内源性级别处理的太困难，那时候应对的是外战，外战敌人是清楚的，你看在内战当中，尤其是癌症重病之王里面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

诊疗成本我们现在的诊疗成本看上去高了吗？我们付出的医疗费用高了，人力成本也高了。我这边给了一个图画，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二届还是第三届全国最美医生的颁奖典礼，在颁奖典礼上，第一个颁奖的是两位赤脚医生，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得奖人是遵义湄潭县的雍元苏（音），颁奖人是刘国恩，40年前的赤脚医生。为什么我给他颁奖呢？他为什么做赤脚医生要获奖呢？因为像目前大家可以自由流动的发展阶段，他要继续待在农村，付出的个人机会成本就非常大，当年我当赤脚医生是天上掉馅饼，不需要别人给我颁奖。为什么他该得奖，是因为现在的人付出的其他选择的成本更大，我们待在农村当坚守者的资源更稀缺了。

我们这样对比可以发现当年赤脚医生那个制度带给中国的医疗效果，成本是大是小取决于你怎么看，如果在扭曲前提下，机会成本很小，一旦考虑到扭曲条件本身的机会，它是无比的巨大。我们做这样的判断，真的是有失公正。

这是最后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已经看到了把我刚刚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以我自己在茂县的亲身经历再到中国增长的小结和三百年前西方第一次增长和脱贫，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看看究竟这两次大的经济增长和脱贫有哪些共性。

首先基于我自己刚刚给大家分享的个人见证，我们中国是前后三十年，我们的民族、地理、文化背景没有变，可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主导思想，从以前的盲从、愚昧转变到科学精神的指导，我们以实践检验真理作为标准来指导我们，开放了要素和产品市场，解放了个人的积极性，解放了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也解放了剩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催生了二十世纪末东方中国的大幅增长与脱贫，开启了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的复兴历程。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现实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做一个对比，不难得出下面一个基本的判断，东西方发生在不同世纪逃离贫困的增长起源并无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源于科学精神，源于生产的激励，源于比较优势，源于市场的交换，我怎么看横看竖看看不出中国模式特殊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