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已经过了历史峰值
原子智库：您如何判断明年经济里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
刘世锦：对这个短期的经济变化，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长期的分析框架，因为在过去8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就是有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增长，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图1），应该说在2016年的三季度以后，我们经历了六七年的回落以后，开始逐步趋稳，所有的触底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那么从2016年、17年包括今年18年，基本上是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实际上还没走稳，还有一些波动。
应该说你刚才讲我们平常讲的三大需求，总的来讲像投资，最重要的两项，一项是基建投资，一项房地产，基建今年下的速度比较明显，其实中国基建和房地产我讲一个大的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他们都已经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图2连接中的第二张图），总体上都是回落的态势，所以基建往下走是完全符合规律的，房地产今年其实表现还是不错，但是比如从房地产的投资完成来讲现在还有9%左右，但是如果说你剔除了土地购置税，再剔除价格因素以后，用固定资本形成的角度来计算的话，其实也就增长3%左右，下一步我们预测基本就百分之二三，如果出现零增长、负增长也是正常的，消费现在就是基本还算稳定，但是略有回落，这里面很可能和就是我们一般的商品消费，逐步也会就是比较饱和了，他是服务性的消费实际上是在上升，正处在转换期。
原子智库：但是18年出口遇到一些风波。
刘世锦：遇到风波但是至少从前一段情况来看总体还算可以，就是一些影响可能在以后一段时间，我就讲一个大的评估，就说18年其实就是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还在进一步探底，就是底子还没有做实，我们一个基本的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这个基建和房地产，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增长的动力，他们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所谓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是会有所下移的，在今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6.2%以上，就可以实现我们预定的就是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从速度来讲也就是5%到6%之间，或者说是5%左右，这个是完全正常的，也是符合规律的。
政府信用支撑不对称导致去杠杆民企国企冰火两重天
原子智库：2018年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就是去杠杆对民营经济的伤害，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伤害，你如何评价这项政策？
刘世锦：其实还回到我刚才讲增长阶段转换的问题，增长阶段转换其实是三大结构的调整，首先是需求结构在调整，一大批产品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然后供给结构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调整，这就是我们的去产能，往下一步的话，需求供给都下来了，你的杠杆率肯定得接着往下走，去杠杆这个要求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对去杠杆的长期性、复杂性可能估计是不足的，从国际上来讲一般去杠杆，一般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所以从这个提法上来讲有所调整，首先提的是稳杠杆，就稳住不要再继续增长了，那么对于杠杆率我想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呢，就是杠杆为什么会提升，它背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搞清楚，它背後有相当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你杠杆实际是降不下来的。
原子智库：为什么同样是去杠杆，民营经济感受更为强烈？
刘世锦：这个里头从杠杆比较高来讲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杠杆率是高的，这应该是去杠杆的重点，但是你会发现前一段时间压力最大的反而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相对杠杆率比较低，但是他受到的冲击更大，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所谓政府信用的支撑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它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是你看它好像压力还没有民营企业那么大，因为它背后有政府信用的支撑，另外它有一个预算软约束，这些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杠杆降不下来。
对外开放开放没有退路，要进一步提高水平
原子智库：你最近一直在说的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高标准、高水平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未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哪些方面？
刘世锦：其实也就是几个重点的改革领域，我想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实际上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重心，要加快推动，向国资、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政府管理体制（关键词花字），还有对外开放这么一些领域改革，如果把这些改革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以后，中国就会在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因为所谓我刚才讲的高标准市场经济，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对中国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些争议，一些说法，比如说就是一些大家可能是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比如说国资国企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公平竞争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补贴的问题，产业政策的问题，以及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你回头看看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十九大都谈到了，我们都是要解决的，都是要改革的，而且我们已经明确了改革的目标重点，都讲过了，所以这些问题你说别人让我们改，或者在什么外部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改，应该这些问题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只有解决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才能上一个比较大的台阶，才能够适应我们现在讲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记得十年前当时我们已经明确提出知识产权保护，都是说跨国公司让我们保，是我们自己你不保护，你国内创新起不来，应该说这个目标是明确的，改革的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清楚的，关键是要落实，落实以后按照我们自己设定的改革目标，设定的路线图，改革实实在在推动了，需要落实的都落实了，我们将来建设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
而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我们就能够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包括下一步国际市场包括处理贸易磨擦的问题，WTO的改革的问题，可能主要经济体下一步有可能会走向自贸区，征关税这么一种新的格局，我们就会占据一种主动的地位，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这几个大的经济体他们要自己要另搞一套，要让中国出局，如果我们确定高标准市场经济这个目标以后，不是我们出局的问题，那中国应该领这个局，所以还是要占据这个制高点，要建立一个高标准市场经济这面旗应该举的比西方国家举的更高，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道路，已经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这个你是没有退路的，也是不能退的，既然如此，你就应该提出一个高的要求，这样的话你无论是解决国内的问题还是国际上应对这种新的格局，你才能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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