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关于人工智能(AI)对就业和经济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是，通过我在美国和中国担任科学家、科技公司高管和风险资本家的经历，我开始相信，面临AI威胁最严重的是新兴经济体。
最近几十年，关于新兴经济体能够如何沿着发展阶梯向上攀登，中国和印度向世界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按照中国模式，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其庞大的人口和较低的成本，打造一个蓝领制造基地。然后通过生产品质更好、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沿着价值链稳步向上攀升。
在印度模式中，一个国家可以将大量英语人口与低成本相结合，成为业务流程外包和软件测试等领域中低端白领工作的外包中心。如果取得成功，这些较低技能的工种可以慢慢升级到更先进的白领行业。
这两种模式都基于一国在高度重复、非社会、低创造性工作中的成本优势--无论是工厂中的体力劳动还是呼叫中心的认知劳动都是如此。遗憾的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AI兴旺发展的根基正是在这类工作中的精准表现。
AI正在明显加快工厂自动化的步伐，接管客户服务或电话营销等日常工作。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工人，AI做这些工作的成本更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做得更好。检查iPhone划痕的机器人不用过春节；AI客服不会要求加薪。
如果没有成本因素促使其在发展中国家设厂，企业会把许多这些功能放回到总部所在地。如此一来，无法抓住最底层发展阶梯的新兴经济体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曾经构成其最大比较优势的大量低技能年轻人口将变成负担--而且可能具有爆炸性。
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与AI超级大国财富的急剧积累将形成鲜明对比。AI依赖数据而运行，而这种依赖性会在各行各业中不断得到巩固：拥有的数据越多，产品就越好；产品越好，获得的用户就越多；获得的用户越多，拥有的数据就越多。
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已经在谷歌搜索等纯在线产品身上出现，并且很快会复制到自动驾驶汽车等其他AI密集型产业中。其结果将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空前集中在精英AI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几乎全都位于美国和中国。根据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到2030年，AI将在全球产生15.7万亿美元的财富，而只是这两个国家就将占到整整70%。
那么，新兴经济体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是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和印度模式--已不再可行。中国可能将是最后一个通过制造业摆脱贫困的大国。下一波新兴经济体必须制定新的方针。
这需要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教育问题。对于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各国必须寻求建立以人为本的独特服务产业。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人也无法让游客拥有在民宿中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贫穷国家可以在旅游、文化、热线中心和老年护理等行业形成与AI超级大国的互补关系。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需要在AI领域开拓自己的利基市场。工厂机器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但是，借助美国消费者信用报告开发出的小额借贷算法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农业国是没有用处的，那里的借款人既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传统的抵押贷款。
要填补差距，政府需要资助自己最优秀、最杰出的学生接受AI教育，建立使用AI的本土企业。要尽早发现数学和工程神童，大力培训并送到全球顶尖的AI院校学习。
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培养100万家小企业要比建设100家大型工厂困难得多，而对于还需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国家而言，让尖子生公费出国留学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这种平衡，AI可能也会给他们提供宝贵的新机会：改善生计和发展经济，而不必遭受血汗工厂或环境恶化的困境。
资源更丰富的大国，如美国和中国，可以提供帮助。教育和培训机会可能比资金上的支持更加宝贵。要让AI成为福音而不是全球负担，那么就需要分享它的好处。
本文是围绕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的主要议题展开的系列文章之一，论坛将于11月6日至7日在新加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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