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guard集团全球经济学家 Joe Davis最近有人开始询问我对生产率数据的看法。我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上下载了一份最新的报告，然后相应地更新我的数据资料。
结果很令人沮丧：美国的年化增长率仅为0.7%。这份报告标志着令人不安的事件发展至了新的阶段：从本世纪初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生产率（即每名工人每小时的产出）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这几年，该增速停滞在0.7%。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生产率增长远远不止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它还可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按照2000年至2007年的增速计算，生活水平大约每经历一代人会提高一倍。而按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增速计算，生活水平大约每过一个世纪会提高一倍。
是被错误衡量？还是永远一蹶不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增速停滞，让人们感到困惑和焦虑不安。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颠覆的时代。但根据生产率统计数据，这种颠覆几乎并未帮助我们通过一小时的劳动产出更多。
关于这种明显的悖论，有以下两种对立的理论：
乐观理论：生产率被错误衡量，因为其并没有抓住诸如搜索引擎、流媒体音乐、社交媒体等“免费”服务的价值增长。如果我们能够量化这些服务的价值，那么产出和工人“收入”就会更快增长。而且，也许与直觉思维的认知相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会降低目前衡量方式下的生产率增速。
悲观理论：我们已进入“长期停滞”的时代。许多重大发明均已诞生。与发明汽车和室内管道工程相比，发明智能手机是很可笑、无关紧要的，这是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其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这两种理论都忽视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担忧的现实：即使在技术颠覆的时代，生产率增速停滞也并不罕见。请看下图。在过去200年里，美国经济至少经历了9个可能被视为长期停滞的时期。然而，正是在这200年里，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每小时产值增加了三十多倍。
情况似曾相识
在《发电机与计算机》一文中，经济史学家保罗·大卫探讨了19世纪末的电力发展以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也令人失望。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德国制造商展示了“发电机”，其动力和效率让公众感到震惊：
“在令一些观察者感到震惊的物质进步过程中，新型机器已经过时了，就在几年前那些效率最高的东西，好像是通过魔法变成了废物。”
尽管以上这段文字读起来具有典型的巴洛克式语言风格，但就其描述的内容而言，似乎更像是当代关于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或是量子计算机等最新科技的报道节选。尽管发电机在1900年时的确具备明显的发展潜力，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托马斯·爱迪生在曼哈顿下城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发电厂40年后，发电机才提高了生产率。
根据保罗·大卫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程师首先需要设计出新的工作流程和工厂结构，然后才能利用发电机的性能，而这个过程耗时数十年时间。事实上，改造“代表适合于用水和蒸汽产生机械动力的技术”的旧制造工厂仅获得了有限的收益；直到这些旧制造工厂真正变得过时并被新设计所替代，生产率才得以提高。
未来的道路
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在发展潜力显而易见的新技术与其日常用途之间有着类似的脱节，换言之：新技术的潜力还有待发掘。比如说智能手机比阿波罗太空项目所使用的计算机性能更强大。但是，当2007年iPhone手机首次上市时，我们只是用来玩“愤怒的小鸟”。
就在近些年，智能手机已经从玩具变成了工具。今天，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时，可以利用Uber和Lyft打车出行，通过Airbnb和Couchsurfing安排住宿。这些应用程序提升了“资产利用率”，使经济运行更加高效。这些正以惊人的飞快速度带来改变：希尔顿酒店花费了近100年时间才拥有83.4万间酒店客房；而Airbnb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拥有了超过400万房源。
这些创新尚未以生产率数据的形式体现出来，但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我的这种观点无法建立在经济模型基础上，因为也没有这样模型的存在。然而，我对人类共同的智慧和改善生活的渴望有信心，也正是藉此我们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不断将新技术运用于生产之中。
注：上述观点是基于美国市场的数据所进行的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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