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显示，按照目前的人口生育率，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加速下滑至6.13亿，在不到百年时间里，将由人口大爆炸反转为人口大坍塌。
而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人口数据，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都有小幅下降，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
《中国统计年鉴2016》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了中国目前低生育的情况。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人口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低了整一半。这些数据已经明显展现了中国未来的人口图景，而它不可避免将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尽早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以更好应对因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现在开始，关注人口下降
目前中国人口还在增长，普遍估计到2026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致其峰值15亿左右。如果到2050年，中国人口是14.4亿或者更低的13.9亿，那将意味着，从现在起至2050年，中国人口将不再一味只是增长，而会经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
这一估计当然是基于当前中国人的生育水平。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能不能增长，是由其总和出生率决定的。总和出生率只有达到2.1～2.2，也即适龄女性在一生当中平均生至少两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需要，使人口总数不发生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以及其他各种统计资料来看，中国人口出生率如今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前的很多年间，有关部门长期公布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8，即使按这一数据，也低于美国的2.1，更低于印度的2.3。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官方数据已调整为1.5，但按照一些人口研究机构的估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时就已掉至1.22～1.27，而到今天已至1.0稍高，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要的2.1～2.2相去甚远，这让人口学界乃至大众都感到意外。
种种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3，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处在同样的水平。而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数据为6.0，那时中国也处于生育高峰。
中国各大城市适龄男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的现象，其实早已不是秘密，而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想到，就是农村人口的生育观念，在最近30年左右时间里，也已发生急剧变更。熟悉农村生活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自十余年前开始，乡村小学和中学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这是中国农村新出生人口在急速下降的明证。而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而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情况，反而已不常见。
以上情况也使得中国已快速由人口再生产的第二种类型，进入第三种人口类型。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2017年出生人口出生率双降老龄化加速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8.52%，在今天13.9亿人口中，近8亿生活于城市，近6亿生活于农村。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不再可能回头，人口出生率也将依旧持续下降。在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不太可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
这无疑在提醒人们，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人口增长。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就将开始负增长。其负增长的程度又将如何？联合国人口署已给出预计，尽管现在很多人还是难以相信。
中国未来还会“人口过剩”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一个习惯看法，是中国人太多，存在着“人口过剩”。姑且不论是相对人口过剩还是绝对人口过剩，“人口过剩”的成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目前处于人口转型期，即由农业人口转换为工商业人口，农村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和农民，在过去一直占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在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相对现在比较高的人口出生和增长率。那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的2.1之上或者左右，一家育有两三个女子，还比较常见。这部分人如今已经成年，到现在进入了工作年龄。
然而，以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已发生改变。首先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镇人口转化，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另外，由于中国已重新重视起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业投资的增多，也将使农村人口出现就业本地化现象，和从事新农业的人将增多。这将消化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
更重要的变化将是在人口增长水平上。中国前些年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在1600万左右，近两年因为开放二孩生育政策达到了1700多万，但这主要是因为前些年一孩政策的反弹，预计到2019年前后，中国每年新生人口将再次回到1600万左右，之后将持续下降，到2026年前后可能会掉到1000万以下，这意味着20年后，每年新增劳动力，也是1600万左右，而到30年后将不足1000万。按目前的出生水平，到2026年，新生人口顶多能达到700～800万，而那时中国人口也将进入一个死亡高峰，这是由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的出生高峰所决定的，5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新生人口1200多万，而到60年代则达到2000多万。按中国人平均寿命73岁来计，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本世纪20、30年代大多将退出历史舞台。那时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近2000万。将那时的人口死亡数量减去人口出生数量，中国人口就将每年减少1000多万。因人口死亡和大量退休而腾出的就业岗位，也将有1600万。
也就是说，到2026年左右，如果不考虑其他偶然因素，中国将出现的，很可能不再是劳动人口过剩，而是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严重不足，是许多岗位没有足够的人去就业。事实上，从十余年前开始，广东与江浙沿海的许多工厂中，已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大军前来应聘，“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原以为只是地区性的，而到近年，人们才发现，这已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普遍现象。这无疑暗示了中国今后在劳动力方面的前景。
这种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减少的情况，在一些先发国家已经非常现实，而为解决这一问题，它们都在寻找相关对策。比如德国，已提高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减少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和就业不足矛盾。中国近年来也已有人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问题，可以预计，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也将步入今天一些先发国家的后尘，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龄。
出生率下降，还可能逆转吗？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愿下降，不愿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实又非中国一家，而有着世界一般性和普遍性。在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一段时间的人口增长后，又重新出现人口低增长甚至停滞现象，而到21世纪初的现在，这种人口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现象，已经蔓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皆是如此。就连一向认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会也不例外。
印度、伊朗和埃及这些在人们印象中生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实与3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显远不如昔，印度的总和出生率近年已掉至仅仅维持世纪更替水平，只比美国略高，伊朗目前大约已不足1.8，竟然比美国还低。遥想30年前，这些国家的总和出生率，都还在5～6的高水平，短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令人难以想象。
从长远来看，决定人口能否增长的，还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现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后，现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已转向另外一个：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还有可能？
根据以往经验和种种研究，许多人已经得出悲观结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问题，将带有长期性，不太可能人为逆转。回顾历史，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从19世纪末就已开始下降，而法国更是“一枝独秀”，在19世纪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们便开始重视出生率下降问题的研究。法国人普莱将法国生育减退的原因归于法国独特的遗产分割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法国人杜蒙则提出了“社会毛细血管现象说”；而德国的布伦塔和蒙伯特则提出了“福利说”；此外还有勒鲁瓦·博列和贝蒂龙的“文明说”等，不一而足。
而据日本学者大渊宽和森冈仁归纳，这些生育减退理论又都可列举各种要因，如：廉价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的义务化与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人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女性增多与生育、育儿机会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对传统行为规范的继承起阻碍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龄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下降；等等。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大都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研究者普遍认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是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它们的推进，人类生育环境发生了深刻转变，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这一结论尽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却为我们观察人口出生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客观依据。
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些国家在经历出生率下降现象后，又曾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过出生率的回升。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就普遍曾经历过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上，这种经历重现的几率，已经极其微小。原因在于，那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还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各国人口中，农村人口还占有主要地位。但今天发达国家都早已完成工业化，人口绝大多数已生活在城市，而发展中国家也大多步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这与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随着女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为往昔所不可比拟。而近半世纪以来人类物质性生活样态的急剧改变，也已导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论鼓励生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遭到极大削弱。如上种种，都使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
提前应对人口变迁的经济社会影响
最近一些年来，每逢全国“两会”，人口问题总会引发较多关注，主要成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人口形势已经与以往有了深刻不同。重新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长远经济社会影响，因此非常必要。
从以往人类历史来看，在人口变迁、经济社会变化和国家政策选择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明显现象，那就是经济社会变迁往往滞后于人口变迁，而相关的国家政策调整同样滞后于经济社会变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是如此。
欧洲在这方面的表现很有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时间内，欧洲曾经历一次“婴儿潮”，在此期间和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欧洲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各国普遍建立起了惠及全民的福利保障体系。当时的欧洲人口较为年轻，社会充满活力，高福利并没有让欧洲感受到多少财政压力。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经济活力逐渐减弱，高福利制度也日益捉襟见肘，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再次向传统自由主义回归。人们在寻找压迫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稻草”时，普遍发现这与80年代后期以后老龄化程度明显提高有关。在目前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6个国家中，欧洲竟然就占到了15个。而曾经的亚洲“优等生”日本也莫不如此。
欧洲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活力的减弱、社会福利制度的难以为继，原因应当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那时候起，它们在人口再生产上就已经开始出现转折，新生人口发生大幅度下降。这两个地区是经济社会变迁滞后于人口变迁的鲜明案例，而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选择，同样滞后于人口变迁。在50余年前，欧洲和日本并没有想到要防止出生率下降过快，直到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在十几年前出现后，它们才开始出台各种措施鼓励生育，而在想尽办法生育率仍不见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又只好选择提高退休年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不仅反映国家政策调整滞后于人口变迁实际，而且后者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一旦出现，再去应对时已经困难重重，事倍而功半。
欧洲和日本在人口变迁、经济社会变化和国家政策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人口牵住了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鼻子，而不是国家政策及时主动把握了人口变迁。这对一个国家的启示是要敏锐察觉正在发生的人口变迁，并对人口变迁后继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要做前瞻预测，和在此基础上有预见性地进行政策调整。
这未尝不对中国也是一个提示。在1949年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曾一度鼓励多生多育，“人多力量大”嘛！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因此激增，它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在60、70年代是就业困难、上山下乡和政治动荡，到70年代以后才逐渐转为“人口红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人口增长的复杂影响显然估计不足，当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评，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其时中国仍基本处于农业社会，人口生产速度过快会使物质生产发生短缺。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感受到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后，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十年后又形成最近二十余年来所看到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来也得以平反。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同样落后于人口和经济社会变迁。
人口变迁是充满不确定的领域。任何有效的人口政策都有时间限度，超过一定时间限度就可能背离人口变迁现实。建立在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经济社会困难事实上的人口控制政策，它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出台，绝对是有必要的，不过，它对如何保障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等长时间保持在合理状态，却又分明考虑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已大为下降。它使中国正在成为老龄化社会、性别比失衡社会，也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丧失。可以预计，这又将使过去40年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局面不可持续，中国必须加快提升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还将使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就要被迫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可能因此减弱，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也将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中国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为防止人口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强大负面冲击，已有必要反思以往的人口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使政策调整能够有效调节人口和经济社会变迁。
人口政策需要有更多反思和讨论
回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其实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可归纳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期间每年平均出生近2000万。同期内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在经历1959～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不过，在19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总体来说，在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
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出生率显著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政府人口部门计算，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着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又降至1.8，已位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并且感觉中国人口过多。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与此同时，对人口形势开始有不同于70、80年代的判断，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而中央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变，如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关注。
回顾中国人口生产及人口思潮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形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存在着不同声音和有着争论。而在经历了放任自流和严格控制的两个阶段后，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及要着手处理的人口问题，已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从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现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急剧下降。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育水平还深受国家人口政策影响而或高或低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则更多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对变小。这也使因出生率下降而带来的两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未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的影响将有着长期性。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历看，严格执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少之又少，然而，欧洲、东亚甚至穆斯林世界，其人口出生率近年来都已显著发生了自然下降。在生育文化因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变更后，政策手段对人口出生率将越来越不具影响，民众的生育意愿，不因政府鼓励就会出现大幅反弹。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和未来可以预计的中国人口问题，反思以往中国的人口生产状况及其政策选择，并充分讨论其成败得失，从而为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指示方向，已经十分必要。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AtomThinkT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