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86期

柴青山:未来货币政策应立足于改变市场利率过高的局面

货币政策在2018年仍会是不紧不松的局面,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将会比较合理,使其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局,又不至于影响国有企业的降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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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青山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柴青山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

以下为观点全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概括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要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在2018年仍会是不紧不松的局面,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将会比较合理,使其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局,又不至于影响国有企业的降杠杆。

高房价和国企的杠杆率都需要得到有效遏制

当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将保持不变。面对国企降杠杆、整体控房价的任务,面对美国加息、减税的国际大环境,面对国内流动性偏紧、市场利率较高及货币基金过度膨胀的市场格局,我们认为,在小幅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较大幅度地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是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8年的最佳组合。就小幅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而言,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恰当的。首先,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已高达35~40倍,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也明显偏高。高房价不仅大大加重了工商企业的经营成本, 使一线大城市越来越染上了“香港病”、产业空心化现象逐步显现,还急剧扩大了城市中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使无房的年轻人不得不疲于应付高房租和按揭贷款的偿还压力,更使外地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很难在京上广深杭立足生根。在面临高房价威胁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备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国企杠杆率偏高的困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已高达165% ,大大高于新兴国家的104%和G20国家93%的平均水平,其中,仅国有企业的负债余额就已高达100万亿元。 尽管我国居民的杠杆率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已有所上升,但总体上并不高;我国降杠杆的主要任务就落在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而相当一部分地方囯企贷款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为了遏制高房价和国企的高杠杆,货币政策应当积极发挥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作用。小幅加息、适度施压,既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决心,又不至于刺破房价泡沫、并明显加重国企的偿债压力。

市场利率过高与存款流失已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从货币市场的情况看, 1.5%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低于1.7%的通货膨胀率,而且一个月和六个月的拆借利率大都分别在4%和4.4%的高位,年底甚至窜升至4.73%和4.87%。货币市场的紧平衡和高利率状况,导致货币基金的回报率一直过高,从而吸引大量的银行存款搬家,并为坐拥几亿客户的互联网金融独角兽提供了颠覆传统银行的机会。而商业银行存款特别是低成本资金的大量流失,又进一步加剧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金紧张程度,从而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居于高位,资金紧平衡的局面也长达五年而不断。从监管的角度说,与其用行政手段去控制互联网独角兽的货币基金规模,不如适度提高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并较大幅度地降准,以改变当前的货币市场紧平衡和高利率的格局。

第三,从国际环境看,经过十二月份的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已上调至1.25~1.5%。虽然人民币的存款利率目前略高于美元,但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的进一步加息,本外币存款息差将出现逆转。在特朗普落实减税措施后,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将增加,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关联交易和转移定价将海外利润调回美国。以上几种情况都会给中国增加资金外流的压力。虽然资金的流向最终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基本面,但在利率方面做出适当的防卫也是必要的。

最后,从宏观经济的总体形势看,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中国的出口仍会继续2017年的良好局面;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和去产能去库存措施的见效,国内经济的内生动力会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下降。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成交会在低位趋稳,价格会有所下降,但在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等新房改措施的的推动下,相关的投资未必会明显减少。综合来说,中国经济在2018年面临的下行压力相对较小,整体增速有望保持在6.8%左右,完全能够承受小幅加息所带来的影响,更何况还有降准的措施来加以对冲。

小幅加息和明显降准是为了压低社会融资成本

当然,为了保持货币政策中性且稳健的主基调,在小幅加息的同时央行也应较大幅度地降准,以完全对冲提高基准利率对股市和宏观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小幅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目的,除了降杠杆和降房价外,主要的也是为了缓解货币市场的紧平衡局面、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有序回落。目前银行的贷款利率比较低,但P2P网贷平台、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及非标债务工具的利率一般都很高,后者充分反映了除国企外、在广大中小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社会融资成本较高,与货币市场利率偏高是密不可分的。货币市场上流动性紧张,会传导给信用债收益率,导致发债成本上升,依赖拆入或借入银行资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也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如前所述,货币市场利率高企,会使银行面临存款搬家的压力,银行吸存困难增加,实际存款利率不得不显著大于央行发布的基准利率,而货币基金规模也会畸形地膨胀,导致存款脱媒现象越加严重。另外,同业拆入成本比较高,也会加大资金相对不足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经营压力,迫使其提高贷款利率。以上这些情况,不仅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对股市而言也是一个一直摆脱不掉的梦魇。为此,央行确实应适当提高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并同步较大幅度地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以终结货币市场紧平衡的局面、并引导市场利率逐步回落至正常水平。

央行的人民币资产负债存在瘦身的空间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看, 2014年底央行的总资产为5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为3.88万亿美元、人民币资产约7.4万亿元,比重为22%;到了2017年10月,央行的资产规模为5.4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降至3.1万亿美元,人民币资产则增至15.2万亿元,占比为42.5%。即使为了稳定汇率、确保对外支付和维护中国的大国地位, 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点也不减少,仅就人民币资产而言,央行也是有一定“瘦身”空间的。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在4%以下,中国却高达15.5%以上。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每吸存100元,就要上缴15.5元给央行,这一比例显然是过高了,对国内金融资源而言是一种浪费,对银行经营而言也是一种不可小视的成本压力。以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是为了回笼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后的超发货币;如今人民币汇率已比较稳定,央行的人民币资产又比汇率中间价改革前多了7.8万亿元,很显然,逐步降准、还资金于商业银行、并趁机改变货币市场利率比较高的局面,不仅已经具备了可能性,而且对经济发展、对股市稳定、对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都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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