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 柴青山最近,中央领导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了非常提气的讲话。在支持民营企业的六大举措中，信贷上不歧视民营企业、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被列在显著位置上。随后央行、银保监会都出台了政策有力支持民营企业。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其实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第一、过去十几年来商业银行大搞银政合作协议，向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了大量贷款，导致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在国企身上，民营企业却陷入了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65.6%，总信贷余额已超过109万亿元，占社会融资的比重高达59%，远远高于其对GDP30%略多一点的贡献率。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对GDP、就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0%和70%，但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却只有26%左右，与其经济规模和对全社会的贡献明显不匹配。国有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只有5.26%，也比民营企业的6.79%整整低了153个基点。
有些金融专业人士说，这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较高造成的,是银行市场化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未必优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三类所有制企业各有长短，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而且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将贷款大量堆积在国企身上，并非是完全建立在对企业经营状况和前景的分析结论上，更多的是出于相信国企不会破产、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的“神话”,本质上属于对民营企业的一种歧视。
这与1998-2000年香港发生严重的中资企业债务危机之前,各省、甚至许多地市县镇都跑到香港设个融资平台,香港的各类银行都争相贷款,片面相信国企的政府背景,相信政府承诺函或担保函的效用,几乎是如出一辙。
现在，18年过去了，很多金融高管早已忘了当年国务院领导的嘱咐，忘了本世纪初国企烂帐及债转股给银行带来的痛楚，忘了当年的中央领导借广信、粤海事件给金融系统树立的“规矩”。尤其是2009年政府推出四万亿大投资以来,银行对政府各类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更是出现了迅速的增长,由此也带动了地方政府显性及隐性债务的剧增。
到目前为止，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规模已达到30万亿元(据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估计），一些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超过60%的警戒钱；虽然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仍然可控，地方政府手中的资产也较多，但风险累积已经到了不得不加以严格约束和整改的程度。
由此可知，商业银行过度给融资平台放贷至少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借债无度,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失控,最终或波及银行的信贷质量；许多融资平台政企不分,缺乏足够的现金流,主要依靠政府注入的土地资源来举债,但在房价泡沫化之后,在城市化高峰已过、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已达1.1套、人口红利已失的新环境下，房地产和土地的全国平均价格往下走的可能性更大，如不及时对这类平台进行企业化改造并注入其他资产，从中长期看，其财务状况变坏或已不可避免；长期银政合作的结果，致使经济发展方式更加依赖政府投资的驱动，经济转型迟滞，不利于银行经营环境的改善以及对宏观风险的控制；在地方债扩张过程中，许多城商行变成“政府的银行”，成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事务、无度借贷、盲目扩大投资的工具，其潜在风险已须引起关注。
第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许多民营企业正处于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期，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要民营企业退出的错误声音，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和部分民营企业家信心的下降。为此，中央出声维护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出手支持民营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自身素质不足、经营不善、盲目扩张、大量举债甚至短债长投造成的，有些则是经营成本持续上升、企业应对经济转型的能力不足导致的。
但是，最近三年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显然还有特定的客观原因。比如，一些地方执行环保政策时一刀切，使环保技改能力不足的民营企业的生产出现萎缩，杠杆率及债务违约风险也因此而被动上升;连续几年的去产能的大方向非常正确、非常有效，但市场化处置略显不足，而且去产能导致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在上游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的利润连年大增，而在五金、电子、纺织、普通机械、家用电器等下游产业占有四分之三市场的民营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却大幅增加，负债率也因业务和利润萎缩而被动上升；在量化宽松及信贷大投放时期,近六成的社会融资流向了国有企业,大多数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没有沾到多少雨露（一些特别大的民营企业例外），但在近三年的去杠杆过程中，民营企业却首当其冲，互金平台贷款、地方性交易所及信托理财提供的非标债务工具大幅减少，商业银行正规的贷款也因观念问题和“下雨天”，不仅没有填补非标退出所留出的空缺，对一些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银行反而进行了“雨天收伞”。另外，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利在党国，功在千秋，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一些涉事民营企业的股权处置大都由国有企业来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观感。
对民营企业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今年2月以来的股灾。连续九个月的暴跌，不仅使拥有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大幅萎缩，其获取信贷的能力也因抵押物急剧缩水而大幅下降。在刘鹤副总理发表专门讲话和一行二会积极行动之前，甚至有近六百家企业的股东因股权质押爆仓而差点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好在中央是清醒的，及时、果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并再次表明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在民营企业经营相对困难的特殊时刻，金融机构理应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响应中央的号召，并认真落实好一行二会推出的各项政策。
第三、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国有企业在贸易及对外投资上进入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尤其是美国，无理地将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体，要求中国减少政府干预和政府补贴，指责中国出现市场化倒退及国进民退的局面，并出台一系列法规和行政措施来限制国有企业在美国的活动。美国甚至在美墨加新自由贸易协定中塞入毒丸条款，给另外两个当事国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自贸协议增加障碍。
欧盟和日本虽然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但在理念上与美国接近，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当地投资抱有比较高的警惕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高调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绝非权宜之计了。它既符合中央一直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所有制结构的定调，又很好地适应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新形势。
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在提出民营企业贷款“一二五”目标时，开宗名义地表明中央领导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个讲话非常及时、十分重要，可以说是在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言非虚！为此，国家今后不仅会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认清自己的问题，提高自身的素质，还会根据竞争中性原则，在政府采购、市场准入以及土地和信贷等资源分配上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良好的竞争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并通过贸易和实业投资走向世界。
第四、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大发展以及以政府投资为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风控手段和风控经验有待作出改变，其“砖头银行”和“政府的银行”的形象有待出现改观，其金融科技水平、服务民营企业尤其是长尾客户的能力有待提高。在银保监会提出民营企业贷款“一二五”奋斗目标后，一些人担心银行今后的不良贷款会明显增加。
这种观点实际上存在四个认识误区：
一是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虽然当下的不良率较低，但如前所述，今后的贷款质量将面临考验。
二是长期的偏差引起的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目前已到了节骨眼上，如不及时解决，一旦部分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通过债务链、担保链及供应链蔓延开来，再叠加五、六百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现股权质押爆仓问题，很有可能诱发民营企业大面积的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说，银行在信贷上更积极一点，既可以救助一些民营企业，也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自身。
三是银保监会提出的只是针对民营企业贷款的未来增长目标，而非计划性指令，更没有改变商业银行的信贷规则，最后到底选择哪些民营企业贷款、该不该贷、应该贷多少，完全由银行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和风控程序自主作出决定。正如王兆星副主席所言，银行在支持民营企业时不应降低相应的授信标准。
四是银行并非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控制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质量，而是贷款的主观能动性不足，是授信上过于依赖砖头抵押和政府信用了，是风控手段的相对传统和落后了。
今后，商业银行有必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提高服务民营企业尤其是长尾客户的能力，并在风险定价、追踪企业贷后经营状况和主要资金流向、深化对客户行为等非结构性数据的分析、广泛运用互联网扒虫及非央行征信工具（如反欺诈）等方面缩小与主要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差距。我们相信，只要商业银行在主观上重视民营企业，在风险控制、审批权限（多数银行早就上收了）、考核制度及尽职免责认定上作出积极的转变，银保监会提出来的“一二五”奋斗目标是一定能顺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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