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城市化过程可以有中国特色，结果不能有中国例外_腾讯财经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人口红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原子智库：您之前说中国四十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是人口红利，能不能简单展开一下？

蔡昉：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很多成绩。但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会发现经济学的主流文本中，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话语权甚至不在我们，而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个观点，是说你这个发展是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发展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改革了旧的体制，形成了一个机会，回归到效率上，那么只能是一次的，是不可能长期延续的。

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回答这个呢，我认为应该抓住中国的国情。第一个中国人口转变的规律，还有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一些遗产，把它留存到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而且相对素质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把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不断提高它的生产力，必然能够产生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保持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说把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和劳动力通过就业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些因素加进来，我们发现它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口现象，我们说人口红利是过去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有这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说的，我们缺乏这个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很多国家也有，非洲国家也有，印度孟加拉也有，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也有。那么如何真正动员起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得靠改革和开放。所以我说改革开放是充分条件。那么至此我们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就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结合，就形成了我们的增长奇迹。因此这个增长奇迹，其实也不是奇迹，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

中国经济的未来，不能押赌于人口

原子智库：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低生育率的问题关注度很高，也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低生育率还有可能扭转吗？

蔡昉：我想这个确实分成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长期以来我是呼吁进行生育制度改革，生育政策调整的。但是我从一开始，没有寄希望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还会带来未来的人口红利。因为我知道，人口转变，就是说生育率从高到低的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因此我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生育率降下来了，其实是很难回去。

生育政策调整，第一是取信于民。因为我们1980年实行一胎政策的时候，我们就说三十年以后情况变了，我们就调整这个政策，时间到了。第二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把生育不生育，生育多少个孩子的权利回归家庭，让家庭自主决定，这是最根本的。

如果说希望能够人们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我们仅仅放几胎是不够的，应该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人们养育孩子的成本不至于那么高。政府要充足的买单，让人们能够愿意再生，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点机会窗口。

中国经济的未来，不能押赌于人口。第一，生育率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水平，再出现一个人口的高潮是指望不了的。第二，发展到这个阶段，生育率降低很自然。人口红利不是任何国家、任何阶段都有的，没有也很正常。我们没有的人口红利，恰恰说明我们已经站在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

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是像中央所说的，这是一个新常态。新常态的核心是什么呢？第一，要正视经济增长速度是要下行的。第二，要知道我们还有办法来稳定长期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核心就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依靠劳动力、资本的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率提高，有各种手段。过去是靠资源配置，劳动力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从农村到城市，这都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就改进了效率。那么未来还会有这个过程，但是它的空间会减小。那么因此这个时候要创造一个在产业内、部门内、企业之间充分竞争的环境，要优胜劣汰，经济学家称其为创造性破坏。该退出的就要退出，让那些有能力的、生产率高的存活下来发展下去，这样总体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

不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将出现逆城镇化趋势

原子智库：我们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却没有那么快，您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

蔡昉：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其它国家、其它时代都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就。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城镇化也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主要靠农民工的向外转移。这种转移的方式叫有来有去，大批人每年进城。但是这些人，在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因为户口没有相应的解决，因此他们又会返乡。但是总的来说，来大于去，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但是这个城镇化率，我们叫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民工的定义是离开家进城六个月及以上，什么叫城镇化率？就是居住在城市六个月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那你两个一比较，两个定义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促成了城镇化的提高。但是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还会返乡。

过去是来大于去，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就是农村每年需要进城的这批人，比如说最典型的16岁到19岁的人口，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和辍学生，他们的人群已经是负增长，也就是说他们不再能够保持每年有那么多的人进城了。因此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保持来大于去，就取决于城市的公共政策，能不能让他们留下，还是加大了他的返乡意愿。比如说城里对他们采取不友好的政策，户籍制度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可能返乡意愿就会高，回乡的人数多了，就会造成一个逆转的城镇化。

逆转城镇化本身也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有一部分人，积累了一些资本，他回去创业，这也非常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逆城镇化。但是归根结底长期的趋势，我们要实现城镇化不断提高，因为城镇化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过程可以有中国特色，但最终结果不能有中国例外。

我们还要保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但是健康发展我想现在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而这个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让农民工市民化，给他们户口。当然推进方式可能还会是渐进式的，但是要加快。

第二，在他们没有得到户口之前，要让他们享受到越来越均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如果基本公共服务都是一样的了，有没有户口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第三个，必然也有一部分人要退回去。退回去我想也很重要，就是让他们退回去，不要是从城市返乡的过程，变成从生产率高的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部门。

要让一批精英人才，要让农民企业家要回到农村的舞台去大施拳脚。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也是能够让那部分返乡的人，要让这些人回去也有施展的余地，也能够更好的配置资源，生产率不至于下降。所以我想，党的十九大部署的这些重要战略，实施下去，未来可以预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城镇化过程。

中央政府应该更多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原子智库：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过程，地方政府可能要为市民本地化来买单，但是从短期来看，这对当地的经济不会有直接的帮助，这个问题怎么协调？

蔡昉：我们讲户籍制度改革，讲农民工市民化，在理论界大家共识也很高，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推进，没有人反对。但是在过去这些年，它推动得应该说不是太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融，就是对这项改革的激励不太一样，地方政府也愿意有农民工进城，补充它的劳动力资源，有的地方政府还帮助企业招工。但是归根结底，如果说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可以带来改革红利，可以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这叫改革红利。那么改革红利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单独得到的，而是中国经济整体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效益。

但是具体农民工变成市民，这部分公共支出，财政支出，是要由地方政府来直接支付的。因此说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间不对称，因此它的激励也就跟中央政府不对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第一步要讲明白，户籍制度改革是带来红利的，真金白银，是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要推进它。这个时候，具体的地方政府支付的成本，应该越来越多地由中央政府承担。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宏观的收益，意味着这项改革是一个公共品，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公共品。全国范围的公共品，当然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买更多的单。所以我想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才能够有利于地方政府跟上中央政府的要求，推进这项改革。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如何协调发展？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这么年来，其实一直是农村的新增劳动力往城市转移的一个过程，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乡村振兴呢？

蔡昉：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自然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你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大家都变成城市户口的人，这样也不太现实。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也有一些教训，就是城市发展了，农村凋敝了，所以说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农村、农民和农业。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不是就不强调城镇化？我想不是，两者之间目标是一致的，是我们达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根本途径。

其推动方式其实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第一他们要进城，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如果你户籍制度没有改革，只能是有来有去。有来有去的反映是什么？就是青壮年走了，年纪大的回去了。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他们没有带着家属。因此是最有生产性的那部分人，转到城市了。留下的，我们叫386199部队，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是对农业不利的，农村就开始凋敝。

户籍制度改革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是全家转出去，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出去，农村才可能扩大经营规模。有经营才能的，懂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就可以回去扩大他的土地规模，形成新型的农场主，那么这是解决人口结构不对称的问题的途径之一。

第二，在整个长期的城镇化过程当中，终究有人要回去的。而回去这部分人，我们要让他把他积累的生产要素和提高了的人力资本，带到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舞台，这样他能够把农村的生产要素，和他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重新配置，这样也让他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不是像过去的倒退回去生产率就降低了。所以我想，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它的良好结合，是能够保证我们城镇化是健康发展的。

保障不足抑制农民工群体消费增长

原子智库：您如何看当下的消费升级，是否也需要考虑一些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

蔡昉：其实总的来说，我自己觉得，在微观的层面，你有潜在的消费需求，有潜在的消费群体，企业是一定能捕捉的，不会有问题。无论这个人群是最大规模的人群，还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些特殊人群。但是从宏观政策上来说，我们应该有所引导。作为研究人员来说，也有意义，把这个义务，把这个事给揭示出来，让人们了解。

我觉得未来我们潜在的消费群体，首先应该说还不是老年人，我认为是农民工群体。因为从现在来看，我们城市的农民工，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三千多人民币了。那么它的含义，就是我把它折算成美元，和国际上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进行比较的话，农民工已经大体上是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我又把它叫做是一个不完整的中等收入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收入差不多达到了，相当多的人还可能超过了中等收入的标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孩子上学的问题，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生病和失业的风险，决定了他们不能像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一样正常消费，因此他们的储蓄率太高，他们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就不够大。因此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其实还是回到原来的说法，必须让他变成市民，他变成了市民就可以像市民一样消费，否则的话，他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消费者。

所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会有劳动力的供给侧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也有需求侧方面的积极贡献。我们都知道现在差不多2.7亿农民工，其中有接近1.7亿是进了城的。这部分人，在国际上，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全部消费者的总量。

从长期趋势上看，中国的老龄化，从现在才开始加快，今后会越来越快。因此老年人两个方面，第一，他们作为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他们也要有贡献。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作为消费者，也应该做出这些贡献。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想，我们在公共政策上，把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做得越好，他作为消费者的贡献也就越大，也越有利于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