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
周永康曾经担任前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要职。而与他关系密切的、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在内的多位官员也已经落马。
中国腐败屡禁不止，与经济转型中的寻租空间过大直接相关。今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制度的改革，将极大地缩减这样的空间。
可以预计，在简政放权的改革大潮之下，未来几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步伐将会加快，民间资本也将在我国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认识不断提高，“放权”成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明确表明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重要性。
而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多年演变来看，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新一届政府把职能转变作为国务院工作开局的关键，把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
日前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工信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除此之外，继日前向社会晒出目前保留的18项行政审批项目，财政部又宣布再取消和下放3项行政审批项目。
2月中旬，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随后国务院下属各部委纷纷晒出“权力清单”，以往的“权力大户”国家发改委仅保留25项审批权力。
据统计，2013年国务院共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承诺本届政府至少要取消和下放其中的1/3，按照此标准，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1700余项，那么取消和下放的的行政审批事项将达到567项。
里根经济学的中国实践
政府大规模放权能否刺激经济焕发新的活力？从美国经验来看，通过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规章制度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和市场充分竞争的政策环境，调动企业以及投资者的积极性，摆脱经济滞涨局面，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状况，同时社会失业率维持高位，凯恩斯需求理论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失效。
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其经济发展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应对经济停滞、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化解通货膨胀。
在放松政府管制方面，里根政府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思想，实施市场自由竞争。首先，放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其次，放宽金融机构的监管，通过《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扩大了小额储蓄机构的筹资手段并扩大了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和筹资渠道，加强了金融业竞争；再次，削弱政府干预经济，放松对汽车工业的管制和油品价格管制及对金融机构的管制。
我国在经济调控中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大规模流动性投放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其理论依据主要以凯恩斯需求理论及其货币理论为基础。
虽然目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需求拉动型经济调控方式仍然有效，但其负面影响已经充分暴露，经济转型已是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我国逐步以减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方式提升经济活力，并通过多个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促进经济转型，这与里根经济学在减税、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增强市场充分竞争的经济指导思想相一致。
中央放权与地方的博弈
尽管政府简政放权对于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的作用可期，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仅是扩张了市场主体自主管理事权的能力，在没有相关配套的财权、金融制度改革同步情况下，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例如，虽然中央把投资项目给予地方审批，但由于很多项目资金使用的审批权仍掌握在财政部手中，这意味着即使地方审批通过了，地方也会由于缺乏中央的资金支持而难以启动。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在将部分审批权力下放的同时，也尽量加强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支持。
再如虽然民间资本项目投资的空间被打开，但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还必需跟上，它们包括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完善，才能解除当前民营企业普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民营资本的经济活力才可能真正得到释放。
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虽然简政放权有望带来经济社会活力的增强，但是新旧体制之间衔接的不到位，市场经济自身不完善以及固有的风险也会随之显现，这就需要相关的改革配套措施及时到位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活力的良性释放。
第一，过去我国经济往往是“一放就乱”，取消和下放项目审批权后，在目前产权约束机制不到位情况下，地方投资冲动导致投资项目效益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风险仍会较大。
第二，中央通过简政放权给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利，但并不能完全保证逐利的地方政府主体也同样将权利真正下放给市场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