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97年，孙大午与徐水县国税局发生了一场138万元的税务官司，虽然最后罚款降到了17万元，但孙大午仍然不认账。而这个案子，被孙解读为日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的预演。
2003年5月，孙大午被徐水县纪委宣布“双指”：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两天后他被拘留；又过了37天，被正式批捕；4个月之后，孙大午被起诉审判，涉案资金1.8亿元，轰动全国。
媒体蜂拥报道，学者、舆论直指金融行业的国有垄断体制，就连“受害人”——存款在大午集团的工人们也集体为其求情。最终，法院在压力之下对其“判三缓四”，158天的牢狱生涯，是孙大午成为挑战制度缺陷的先行军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代价不止如此。“这是我的一个心结。”伴随左右的不安全感，使得孙大午很能理解当下的民营企业家移民潮，虽然他的大午城心愿将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一句“我无罪，但是我认罚”代表着他的悲与愤，9年后，这种悲与愤远未消逝。
悲的是，再硬的汉子，在“小号”面前，为了家人，为了企业，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伏法”，以换取缓刑。
愤的是，迄今，孙大午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罪名不成立，却再也无法彻底洗清，“你想做个干净的人，你就是做不成。”
早年间，他曾自学函授法律课程，在出事后，更是对法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他对腾讯财经条条分析，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条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列举此案的众多的疑点。
四年的缓刑期间，孙大午大量阅读中国历史，结合自己的遭遇，给出了“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并且一定对失败者进行了抹黑”的结论。
拿出手机，孙大午念起了他在手机短信里写作的有关“比干剖心”的诗歌，“叹息千年忌讳，人云亦云。天下之恶皆归纣，都信我也不信” ，认为这个故事不过是周武王抹黑失败者商纣，而刻意美化比干。
在被抹黑这一点上，孙大午引史书上的“暴君”商纣、“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为同道。他曾评价自己是一个“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
还好，事情不是完全悲观。搜索引擎里输入“孙大午”，人们可以获得大量资料，几乎一边倒地为其洗清罪名——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终究进步了。“因为有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白天不怕夜的黑，使人们能够把话说出来了，免除了一些恐惧。”孙大午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列举人类的四大自由，其中便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温家宝总理也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掷地有声：“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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