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是个开明的家长。”宗庆后补充说，自己已经开始向管理层放权。他也认识到这个企业对自己的依赖性有些强，“这两年已经在改了。以前是说干就干，现在是让他们先干，干了之后再逐步逐步修正。”不过，他对目前的情况还不大满意，因为放权导致效率有所下降，在创新上也有所欠缺。
放权的同时，操劳没有停止。如今的宗庆后，仍然过着没有“工作之余”的生活。而饮料行业的另一位先行者——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将企业出售套现后，过着天使投资人的生活，以成就别人为兴趣，无需自己再在实业中艰苦打拼。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宗庆后说，自己要是愿意套现，钱只会更多；但他想做的，只有把娃哈哈不断做大，“我们中国几乎没有世界性品牌。”
而这两点也是达娃之争的表象与本质。表象是，宗庆后举起了他自己也相信的“民族品牌”大旗，一呼百应，浩浩荡荡，数亿网友群起保卫“民族品牌”，讨伐外资企业中的华人“汉奸”；而本质其实很简单——宗庆后不愿意出售自己的企业。
中国饮料行业的三位元老，都逃不过和外资的故事，而三个故事又如此不同。何伯权将乐百氏卖给了达能——想卖而卖成了；宗庆后因不愿出售娃哈哈，与达能力拼三年——不想卖，最终还把对方赶了出去；朱新礼想要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却被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遏止——想卖而卖不成。
同样是“民族品牌”的大旗，同样是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帮助宗庆后达成了自己的意愿，保住了自己对娃哈哈企业和品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却阻止了朱新礼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企业出售。那么，到底是企业家对自己企业的自主权重要，还是“民族品牌”更重要？
宗庆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强调民族品牌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为什么中国企业到国外收购总被拒绝，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卖呢？”
宗庆后拼命抵抗、不卖娃哈哈，也许就如同乔布斯之与苹果，无法分割，注定要彼此一起，相互成就。营销专家罗建幸曾撰文比较乔布斯和宗庆后，总结了两人的七个相同点：都是事业狂人，都崇尚集权，都敢于创新，都极自信，都相信直觉，都极度重视市场营销，都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灵魂。
谈到将来，他说，自己很难真正地退休，“因为你做惯的话，不干活会死得更早一点。”他给自己设定的退休生活，就是稍微做得轻松一点，不像现在这么累而已。
未来的接班人，看来要接受宗庆后的“扶上马，送一程”了，他做不到完全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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