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落马为银行敲响盛世警钟

中江集团破产建行面临史上最大风险事故

建行面临史上最大风险事故

因30亿贷款深陷已处于破产的中江集团，建设银行面临该行史上最大一笔风险事故。建设银行总行新闻处人士称，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而建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崔滨洲以及当地两名支行行长已被免职，受此案件株连的员工约四五十人。

这不是建行第一次出现风险事故了。2003年，时任建行行长王雪冰因受贿115万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6年时任建行行长张恩照因受贿419万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随后建行进行了内部整改，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风险控制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根据建行今年一季报披露，截至3月底，建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06.91亿元，较上年末减少2.24亿元。不良贷款率1.04%，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在业内属于偏低水平。

诚然，即使这30亿贷款全部转化为不良贷款，对建行整体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影响都十分有限，但对一家经营情况显现危机的企业有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反映了建行的风控漏洞。

银行业案件总金额去年增3倍

建行深陷中江案也只是最近中国银行业屡屡爆出高管落马的冰山一角。

先是56岁的烟台银行董事长庄永辉被批捕，不久便爆出中国农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继而一向行为低调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陶礼明也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被调查。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银行业案件涉案金额同比上升311%，总发案量和涉案金额出现双升态势，且重大恶性案件在全部案件中的占比明显上升，百万元以上的案件占全部涉案金额的99%。这意味着，自银监会开展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以来，银行业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双降”的势头已经扭转。

若将时间光谱往前推移，还有更加重量级的银行高管落马事件，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王雪冰，中银香港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以及光大集团（香港）原董事长、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等人因受贿罪或贪污罪等受到了刑罚的严厉追责。

烟台银行窝案揭示银行内部风控不力

业务扩张过快 监管水平不配套

一般来说，银行高管因经济问题落马，往往与个人道德素质有关，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不力而导致约束力不足，内部风险防控体系也与银行规模扩张不配套。而扭曲的激励机制更让很多高管铤而走险。

其实，这主要还是由于各银行的实际管理能力无法负荷业务粗放式增长，盲目扩张导致银行风险控制完全无法覆盖实际业务。一句话，银行这辆跑车太快了，却发现安全带还没装。

以最近出事的烟台银行为例。2010年烟台银行的年报中甚至连十大贷款客户的名单都未见公布，而仅仅用“客户1”、“客户2”等代替。各类风险控制在原董事长庄永辉的把持下，变成掩盖内部人权力寻租的“皇帝新衣”。

内部监管成本高 外部监管阻碍多

同时，银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由于案防工作对于风险的监控可能影响银行业绩，加之银行案件是单项产生成本和损失，案防本身并不产生效益，案件发生前银行无法核定收益和成效，银行往往会在案件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和案防工作进行权衡。

而监管部门也连连叫屈。对于像烟台银行这样的城商行，是当地重要金融企业，当地政府往往以照顾为主，这使得监管部门根部查不下去。而这也给了高管们可乘之机。

此外，银行内部现行的扭曲激励机制成为员工以非法手段取得高额业绩的诱因。被严重强化的业务考核体系以任务为标杆，以效益为根本，在利益冲突面前，两者脆弱的结合不堪一击。

中国银行业警钟已经敲响

“金融创新”竟成幌子

近年来，尽管银行在改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从国有独资银行陆续改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但其表现却与市场化背离甚远。尤其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惜贷”，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

从国家2008年的信贷政策宽松，到2011年的信贷紧缩，政策的一松一紧就给商业银行本身很大的放贷权力。而银行高管们就可能用手中的放贷权力进而进行寻租。

因此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诞生了无数个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银行从业人员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相勾结，本该在银行享受法定贷款利率的中小企业，只能转上一大圈去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付出了数倍于银行的财务费用，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加码，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牵出银行违规放贷和腐败问题，致金融高管“落马”，如杨琨案发就缘于京城一家房地产企业家事件。

严重阻碍金融改革进程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由于银行已经习惯于垄断与暴利的环境下运营，这严重阻碍了银行向真正市场化运营的进程。这其中又因为过多地掺入了政府的利益关系，影响了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进而形成阻碍金融改革强大的利益集团。

而随着经济减速，企业资金链开始断裂，老板们开始跑路，贷款开始违约，监管开始收紧时，就会牵出银行违规违法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银行高管们。

在金融信息依然存在不对称的世界里，参与主体市场素质良莠不齐及其固有的有限理性，使得银行高管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已非小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