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智库独家 Andy Mukherjee Breakingviews亚洲经济专栏作家、毕业于德里大学。
针对债务问题，日本的过往经验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正如当下的中国，日本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面临债务失控的难题。关键一招是要告诉那些面临坏账问题的银行：如果有必要的话，延后还债期限，但切不要对问题视而不见。
中国已经将策略的第一部分付诸实践。中国的监管机构和央行最近提出，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法支付利息或本金，银行应当进行信贷滚转。这令人想到了日本的过往经验。在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企业也逐步削减债务，但去杠杆化一拖再拖。银行不断向负债累累的借款人发放新的贷款，以便后者能偿还以往的债务。
推迟还款本身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战略。1993年初，东京的商业物业价格较两年前的峰值下滑了22%。跟中国的情况一样，土地是获取贷款的主要抵押品。如果银行迫使企业靠卖地来偿还贷款，日本所有企业净资产的五分之一（基于1990年的数据）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其实这已经是保守的估计值，因为土地价格最终在二十年内锐减80%。如果日本用突然死亡法来直接解决债务问题，社会的繁荣景象将顷刻崩塌。
中国正面临类似的情况。根据惠誉评级公司的分析，针对房地产领域，中国14家银行总计存有20万亿元的敞口，这也是2008年水平的四倍。其中逾半数属于以地产为抵押品的公司贷款。正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状况，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银行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本来承受房地产价格的巨大波动。
日本的一大教训在于当时政策制定者不愿意面对现实，即银行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温和的去杠杆化。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要比债务延期更具危害。三年间，日经指数重挫56%，意味着1993年初银行正因自己的股票投资而担负着巨大的损失，显然缺乏足够的资本。这样一来，更高效的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而“僵尸”企业可以继续存活。
这一问题导致日本生产力的全面下滑，二十年来增速乏力。由于私营领域投资乏力，经济产出和就业变得过于依赖公共开支，政府债务激增。本来适时地注入纳税人的钱作为资本可以纾解这一问题，但在近十年的时间内日本并没有完全正视挑战。
中国也存在不愿正视问题的风险，这将导致重蹈日本的覆辙。根据惠誉的估计，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的信贷总量已经激增至GDP的242%，今年利息成本将达到GDP的15%，但是中国却认为不良贷款率只有1.4%。实际上，这一不良贷款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38%的整体信用风险都在银行之外。虽然不少贷款躲藏在影子银行体系内，但这并不意味着损失不会波及到银行体系。
中国的银行具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许多银行都在从市场上筹集资本，强化自己应对损失的能力。但是中国的银行还需要筹集更多资本，因为一旦发生严重亏损，银行仍有能力去为更高效的企业提供贷款。中国可能还需要重新审视银行75%的存贷比“红线”。允许“僵尸”企业存活而不是突然死亡，可以减少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发生，避免社会动荡，但这一成本绝对不应由更高效的企业去承担。
纯粹主义者会说，延后债务要比视而不见更糟，因为延期会阻碍创造性的破坏力，经济本应重新开始。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现实。中国的决策者更愿意效仿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而不希望发生20世纪30年代美国式的急剧震荡。如果中国能够迅速巩固金融体系，结果将优于日本，也就不会重现失去的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