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取缔之争
当计划生育终结了一代代人的希冀，少生了娃注定将是群体的遗憾。任志强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也曾公开宣泄这种遗憾。对比之下，著名导演张艺谋可谓幸运许多，但他付出的代价却是700多万的征收款。
按照官方的解释，征收款应该称之为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为挤占社会公共资源理应作出的经济补偿，而非罚款。毫无疑问，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控制软约束手段，彰显公平要义，特别是抚养标准因人而异。但真正的硬约束则是来自合法户口问题。
然而，正是社会抚养费的存在，却引发了学者的抗议。其理由是，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占用公共资源，但成年之后却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按照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划定，25岁以上界限被纳入劳动年龄人口，也即为这些被强制缴纳社会抚养费出生婴儿，将会在25岁之后反哺社会。因此对多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
其实，之所以遭到学者反对，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诱发经济崩盘的可能。过去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不仅带动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也是伴随着社会储蓄率的显著提高，在缺乏投资载体和抵抗通货膨胀的情形下，房地产成了全民财富的吸纳容器。人口增速的衰竭将是推倒未来房地产崩盘的原始动力。
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诡异现象
抛开房地产因素，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与政策空间日益收窄是最近两年资本市场面临的最大外部约束。其表现在，政府部门正面临债务偿还的压力、企业部门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居民部门深受高企的资产价格冲击。而造成这些潜在风险始作俑者则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所致。毫无疑问，廉价的劳动力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形成的主角。
然而，当主角今非昔比，人口结构的变迁将带来经济深刻变化。目前PPI诡异负增长31个月，CPI却是一直呈现正增长态势，PPI和CPI的持续背离已超出传统规律周期，并成为中国经济的长周期问题。主导这种背离的诡异现象，莫不与人口结构内生动力变迁有着极大关系。
因为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抬高了劳动力相对价格，进而带来了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特别是食品消费的增加。考虑到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比例，人口结构转变势必对CPI提升产生较大影响。而被抬高的劳动力相对价格又制约投资率的上升，特别是叠加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不仅抑制工业品价格，而且带来储蓄率下降。
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还限制了基础货币投放。按照过去的逻辑，货币放松—利率下降—需求回升—价格上涨—盈利改善。但是，在人口结构大变迁的背景下，利率下降向需求回升的传导已出现阻塞。导致这种阻塞的现象是双向的，一方面资金逐利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乃至虚拟经济。另一方面过去充足劳动力为制造业带来低成本竞争优势进而积累大量贸易盈余悄然发生变化。后者正成为基础货币扩张的根源。
由于外汇占款被视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其途径主要通过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新增FDI以及金融项目流入。而新增FDI和金融项目流入受制于国内资产的预期回报率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已构成负面预期。因此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正在通过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抑制我国基础货币的扩张。
未富先老凸显政策放开的必要性
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未富先老”出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将会越来越沉重。全国老龄办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人均收入的巨大悬殊，注定不能走发达国家“边富边老”的模式。《人民日报》报道曾指出，面对“未富先老”的巨大考验和压力，如果不加快健全“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使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窒息”。
然而，除了完善养老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对老龄化外，在经济仍然不够发达，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更大尺度甩掉计划生育之手正当其时。诸多研究表明，最合理的人口结构应该是一个橄榄型，而按照现在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演变成从过去的金字塔型到鸭蛋型再到未来的倒金字塔型。
虽然政府已推出放开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口有所补充，但政策的微调仍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有研究机构称，该政策预计会增加100万个新生儿，但对于中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的数量来说实在太少。
可见，计划生育导致体制性的供给短缺现象已有放开的必要性。短期内既可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健康增长，中长期也有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正常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