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婚龄：体育和娱乐模式区别
对于熟悉娱乐新闻的读者来说，对各自喜爱的明星的那些事可谓了如指掌。不过，周迅近期突然宣布结婚，还是给众多喜爱她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小惊喜。
同一时间宣布婚讯的，还有香港艺人古巨基，其女友已经44岁。同样的，在娱乐明星中，刘嘉玲、李嘉欣、周慧明等上一代明星，几乎都是晚婚的代表。而更早一代的明星，如杨丽萍、刘晓庆等，很可能结婚更晚或至今未婚。
不过，如果我们看运动明星，其结婚年龄就要早许多，伏明霞、郭晶晶、林丹、李娜，均是在结束运动生涯后，或仍在运动生涯期间就结婚。
为什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和明星商业模式不同有关。
同样是粉丝经济，体育明星的粉丝关注的是运动表现，代言商关注的也是其运动成就。在现实生活中，粉丝会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并将他们视为自己在运动中的模仿对象。
娱乐明星则是“活力经济”的代表。演戏相比于体育运动，显然是难以普及化的。粉丝普遍将明星看成崇拜偶像，而年轻、活力和未来可能性是组成这个象征的重要部分。在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中，结婚有妥协和追求稳定的含义，明星的活力和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溢价就降低了。
城市化：让我们毕业就分手的理由
不光是名人，普通人的结婚年龄也持续着增加的趋势。
正如网络流行的段子所说的，在以前，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而现在，我们在毕业时可能不得不各奔东西。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20-29岁结婚人数比例从59.6%下降到44.9%，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25.3岁增加至26.7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4岁增加到24.9岁，分别推迟了1.4岁和1.5岁。
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农耕时代进入了城市化时代。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结婚的意义之一是公示效应。在农耕时代，由于人口流动性弱，人们相互熟识，一村人摆宴席吃饭、敲锣打鼓，都是在宣告二人在一起的合法性和排他性，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到了现代，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结婚社会化的公示意义在减弱。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公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和结婚的社会学意义的微妙变化相对应的，是结婚的经济学意义也发生了改变。
在古代，结婚的经济意义也很强，但多体现在家庭内部分工合作和整体抗击风险上。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细化不再需要男耕女织，社会保障提升也使得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结婚的经济意义，更多成了理性人的个人选择。
理性选择：对象OR工作？
理性人总是面临选择，在人口自由迁徙的背景下，我们要考虑去哪儿工作，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安家等等问题。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选择？
人们生来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无限拥有的，这就是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下，你可以选择读书，可以喝茶，可以打球，也可以谈恋爱和工作。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把精力分给婚恋能带来满足，还是成为一个工作狂能给自己更多回馈？答案因人而异。
研究显示，早婚在我国农村中历来很普遍，80年代一度愈演愈烈；即便在目前，在某些地方早婚现象依然普遍（王德福，2012）。而根据世纪佳缘的一项调查，我国“剩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动频繁的发达城市和地区，学历和收入越高，剩女比例也越高。
对于娱乐明星来说，在事业延续期分更多的精力给工作显然是明智的选择。而对于体育明星，在运动生涯前偏向工作，运动生涯结束后则更多精力分给婚姻。
普通老百姓拥有的资源总体而言比少明星，且对于城市和农村来说，选择的偏好也有较大差距。（见下图）
从个人的理想选择来说，这不难理解。当一个人将精力更多分配给工作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回报的时候，人自然就分身乏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