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美国退出QE取决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状况和通胀水平，尤其是失业率的变化。美国经济持续保持温和复苏势头，居民消费、制造业、房地产市场和财政金融状况持续向好，就业市场形势改善，失业率降到危机后最低水平，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明显改善，意味着量化宽松已经基本完成应对金融危机的历史使命，可适时采取退出行动。伯南克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始作俑者，在其卸任之际迈出了结束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
持续五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联储资产规模达到了历史高位，截至2014年1月1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已经突破4万亿美元。美联储启动退出只是缩减增量购买计划的开始，美联储资产回归危机前8000亿美元的规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美联储退出QE标志着全球金融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会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券收益率，导致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吸引力，国际资本将重新流入美国。但国债利率的过快上升将增加融资成本，美元过快的升值也会削弱出口竞争力，不符合美国利益。实际上，美国已通过超低利率指引、与发达国家达成货币互换，确保利率保持较低水平。美国退出QE会造成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新一轮国际资本外流风险，加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压力。但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进行定价和交易，美元汇率走高又会使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回落，这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并有利于缓解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外汇储备规模充裕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较低，因此，美联储退出QE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也应高度关注外溢效应可能引发的风险点。
1.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双重影响。QE退出将导致美元升值，由于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可能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上升，不利于我国的出口。但是QE退出的前提是美国经济增长好转，中国的外需也会因美国经济增长改善而得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再工业化会可能冲淡一些对出口方面的正面效果。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升值将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因此对我国进口是有益的。
2.面临一定的国际“热钱”流出压力。美国退出QE，资金会呈现总体上流向美国的趋势，这也会使我国资金流向发生一些转变，短期内面临热钱流出风险。总体上，我国不存在大规模的“热钱”流出入状况，且动因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前景所吸引，不是简单由QE造成的。美国QE退出“热钱”有所流出，可以舒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甚至出现某种程度贬值，可提高中国外贸出口的竞争能力。不仅如此，“热钱”减缓涌入国内，还会相应减轻央行外汇占款的释放压力，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空间增大。
3.可能加剧国内流动性压力。近年来，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是我国流动性充裕的主要因素，美联储退出QE，热钱有可能短期内从国内流出，从而加剧我国境内市场的流动性压力；美国国债利率上行、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向是影响中国国内国债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美联储启动QE退出，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强化，加剧国内流动性压力。
4.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多重影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4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占较大份额。美联储退出QE将会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既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表现为美元升值，美国股票、不动产市场的上涨动力将增强,从而提高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购买力与投资回报；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将导致我国持有的长期债券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使外汇储备“缩水”。
对我国政策建议
面对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我国应采取措施，有效防范与应对美国QE退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1.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在政府的预期范围之内，市场流动性有所好转，货币政策以稳定为主，但在美国QE退出、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货币政策应进行灵活的调节。可以搭配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组合，稳定市场预期，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流动性稳定、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处于适当水平，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环境。
2.抓住机遇期，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短期均衡水平，QE退出可能会引起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波动增大，也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的贬值预期，进而形成双向波动的局面。我国宜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推进实现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应对可能冲击、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必然要求。下一步，我国应密切关注实体经济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承受能力；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真正反映市场供需状况；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品种。
3.加强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QE退出将改变国际短期资本的风险偏好，引起跨境资本流向的变化，我国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但不能因噎废食延缓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监管部门应加强监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真实性以及热钱的异动，完善热钱进入我国资产市场的统计分析机制，尽而形成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有效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优化资本账户各子项目的开放次序，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权衡效率与风险，努力实现资本流入流出的双向动态平衡。
4.利用退出之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QE退出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流动性压力，从而出现外汇储备紧张的情况，此时，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提供资助，启动国家间签订的货币互换，如金砖国家将创立1000亿美元汇市稳定基金，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信用，借此机会加强人民币在跨境结算、投资和融资中的广泛使用，推动各国政府对人民币的认可，争取人民币作为东南亚、东欧及非洲等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在QE退出的一个较长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比较有利的，结算、储备、投资国际化三要素可以同时进行，从而全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5.适当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策略。应积极、主动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策略，稳步推进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进程。美国QE退出表明美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可以继续维持美元资产的比重。受QE退出影响，美国债券等无风险资产价格将会下降，可逐步降低国债的持有份额，加大对企业债券和不动产的投资力度；除了货币资产，可以适当增持黄金储备，战略物资储备如石油、矿石资源、稀有金属等，以及先进技术设备，鼓励企业大量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中长期角度看，应遏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势头，降低外汇储备在外汇资产中份额，向“藏汇于民”的方向转变。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支持企业“走出去”；考虑在养老、能源领域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另类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
6.加强合作，联合应对美联储政策退出的压力。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共同开发金融避险工具，发挥各国外汇储备在稳定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例如，金砖五国欲建立联合外汇储备库，就是加固了一道“金融防火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风险救助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一些国家出现流动性极度紧张的时候，有条件地提供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