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房产税，他对腾讯财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税种在逻辑上“不大合适”：老百姓交了土地出让金，但只有70年产权的“租借期”，土地还是国有的，征房产税相当于政府向政府自己的财产征税，却由老百姓来支付……但刘晓光同时又说，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了”，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违反逻辑的事情。

又比如限购。与任志强的炮轰不同，刘晓光承认限购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不应长久使用，但他同时认为，限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是不得已、必须要使用的。“对于当时抑制房价，抑制投机，是有好处的。”他认为限购最终是要被经济调节杠杆取代的，但同时却不愿预测限购政策的退出时点。——的确，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何以预测？

刘晓光承认首创集团作为国企，从创业之初便占据了资源优势，他曾经的政府官员经历也给他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却是“市场上见高低”，他认为，“国进民退”的争论对他而言压力不大，因为首创的三元化经营（基建40%、地产40%，类金融20%）基本都是通过竞标而赢得项目。

他尽力地用市场手段来改造国企。曾经尝试引入美国的黑石等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此改变首创的单一国有体制，最终却因为证监会和国资委的一纸文件而化为泡影。而这是他从商以来的最大遗憾之一。

刘晓光很推崇万通的股权结构，国企泰达占股30%多，民营公司占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自然人股东。他认为这种混合国有、民营、个人股东所有制的企业更有生命力，约束力更强。

羡慕万通，认为联想的改革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似乎显示刘晓光对首创集团整体性的产权改革似乎已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太大了”。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股权多元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也许，有一天这一趋势愈加明朗之时，他便会重启这一目前看似已经放弃的计划？

对于国企收益的分配问题，刘晓光一方面认为需要让老百姓普遍享受到收益权，但同时又认为，目前中国仍处于“做大蛋糕”阶段，不应为分蛋糕争论太多。

看起来有些捣糨糊，但这或许与他的经济学理念有关。他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那次读书会上分享说，影响自己最深的是实证经济学理论。

网上搜索一下实证经济学，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对立，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的，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

搁置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只为更好地做事，他更像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有媒体称他为“红顶商人”、“血管里的血特别红”，而苏小和则认为刘晓光是个戴着锁链的舞者。这把“御赐”的锁链给了他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也给了他束缚，他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想要的舞步。“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