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千万嫁女煤老板陷困境警示信托风险
去年花费7千万元为女儿举办婚礼的知名煤老板邢利斌现在却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难以为继。高歌猛进的信托业也将迎来拐点。
联盛集团“债务门”事件由日前吉林信托“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曝出兑付危机引发。因为公司掌门人邢利斌此前的“天价嫁女”事件，联盛集团债务危机引发关注。
日前，山西联盛集团被曝金融负债近300亿元，曾为联盛集团提供融资的机构包括吉林信托、长安信托、北京信托和中投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以及国开行、晋商银行与几家股份制银行，还有当地信用社等多家金融机构。
近年来，在各行业融资需求强烈的情况下，信托成为资本市场的“高富帅”，规模急剧扩张，收入奇高。今年三季度末，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迈入10万亿元大关，由此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体。
带着“刚性兑付”光环的固定收益型信托，更是因其高收益、低风险而广受投资者的青睐。所谓刚性兑付原则就是信托产品到期，信托公司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和固定收益，假如投资出现损失，信托公司要么找资金接手，要么自掏腰包补窟窿。
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房地产和部分过剩产能行业的银行渠道融资困难。一些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只能寻求信托融资，虽然融资成本比向银行借款成本高。
在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环境下，信托业产品收益明显高于同业却从未发生风险事件，投资者普遍形成了“信托零风险”的惯性思维。
中国信托风险来源于机制扭曲
众所周知，信托本质是一种投资，投资的特点就是收益与风险并存，世界上没有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投资者博取收益的代价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目前国内的信用环境较差，缺乏信用使得国内信托业与其他地方不同。国内大部分的信托产品并不是真正的信托，而是一种融资产品。
信托的本质是信用委托，即由委托人依照契约或遗瞩的规定，为自己的利益将财产权利转给受托人，受托人负责运营，并在约定的时间给予一定的收益作为回报。
中国信托则是房地产商、矿主、企业家、煤老板等找到信托公司希望融资，拿一定资产抵押或信用担保，信托公司经理设计包装成相关理财产品后向投资人发售一般100万元一份的投资份额。
当下，中国信托已经变成了帮融资人融资的形式，对投资者来说“高风险、高收益”的信托也变异成了“高息存款”。
信托公司需要从希望融资的公司身上赚钱，自然要优先维护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一来，信托公司经常为了完成业绩，赚到可观的报酬，采取激进的手段拓展项目，放松对项目资质的审核，导致市场中出现了风险评估不足的项目。比如今年频频出事的吉林信托、新华信托、中融信托、重庆信托等，这使得中国信托成为企业“输血”机器。
政府兜底不破 国人仍将为“富人游戏”买单
信托业因为高门槛——单向投资最低在100万元以上，也被称为是“富人游戏”。在金融维稳的思路下，信托业接受了刚性兑付，但行业离“信托”的本质越来越远，企业遇到无法兑付的情形，政府常常会将动用公共财政来还兜底。
中国信托产品的兑付风险程度主要看房产、矿产等资产价格的走势。如果资产价格停止上涨甚至下降，那么信托的抵押品就会出现贬值风险，利息和本金偿还就变得困难，资金无法及时回笼时资金链条就会断裂，信托所谓高收益零风险的刚性兑付将成为泡影，这必将直接影响每一位投资人和纳税人的利益。
一般遇到无法按期兑付的信托项目，信托公司通常选择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保证兑付。然后再将问题资产转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或者自行处置、拍卖。
目前，不少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已高度捆绑，一旦企业无法兑付，政府将动用公共财政来还贷。从1995年中银信托被接管以来，数十家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也无不得到国家财政的鼎力支持，公共财政总是成为最后的买单人。
去年6月，江西赛维公司向华融信托借入的一笔5亿元信托贷款无法兑付，由江西省财政“赛维LDK稳定发展基金”先行偿还。华融信托更是提出，地方政府须把贷款还款计划列入财政预算，才愿意发行新的信托计划———这等于用纳税人的钱为信托投资者作担保，因而备受质疑。
在政府兜底的状况下，高风险的信托参与者们不断被告知：赢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这也相当于鼓励富人大胆寻求高风险收入，不去追逐风险反而是非理性的。所以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会说“没有那么多坏账中国哪来那么多富人”，政府兜底变成对纳税人“劫贫济富”。
目前中国信托规模已超10万亿元，且规模还在扩大，非市场化的政府兜底行为不可能持久。本已被地方债压得喘不过气的地方政府再为企业债务兜底，一旦出问题的企业数量增多，唯一结果就是加速自己财政破产。可以想象未来信托刚性兑付和政府兜底的特殊规则不会持续，投资人也需要了解信托产品的管理运用，做好风险和收益管理，而不是坐等信托到期领取本金和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