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保罗罗默为什么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向松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来源：向松祚的财经世界（ID: xiangsongzuo）
保罗罗默（Paul Romer）
为什么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兼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魅力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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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保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的巅峰。为帮助读者诸君深入理解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编者特从向松祚即将出版的新书里摘编相关章节，供读者诸君批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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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经济增长的主要思想流派
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对于理解人类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启发力的思想流派只有三个。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
其一是起自斯密、经由艾伦杨（Young, Allyn Abbott 1876-1929）和杨小凯（1948-2004）等人所弘扬光大的分工学说。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是财富增长之秘密。劳动分工之深化和细化就是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必然导致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独特性。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
其二是熊彼特戛戛独造的“创新、创造性毁灭和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人类经济增长伟大活剧的绝对主角，他以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为核心力量来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他认为是否拥有企业家及其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1918—2007）
其三是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有形之手》对现代大公司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深入系统研究，生动展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历程。钱德勒随后将对现代大公司的研究扩展到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充分揭示了现代大公司的崛起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钱德勒的研究重心是有形之手取代无形之手的历史进程，由此引发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为什么是现代公司而不是其他经济组织？现代公司的独特创造力究竟是什么？源自何处？
上述三大学说最具洞察力和说服力，而且最符合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过程。
三大学说里，又以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最具启发力。我们必须向熊彼特致敬，他独创性地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之源和增长之源总结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精辟概括为“创造性毁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看似严谨精致，令人有高深莫测之感。然而论思想震撼和启迪之深，千万数学模型亦不敌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区区二字（creative destruction）!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创新的预言家--约瑟夫熊彼特和创造性毁灭》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K.McCraw）所说：“熊彼特的思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绝大部分都是源自熊彼特的伟大洞见。”
然而，三大学说却难以以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和演算，因此始终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思想。
从本人所倡导的创造性研究范式来重新考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我们立刻就能明白，上述三大学说之所以最具启发力，是因为它们正是从不同角度抓住了人类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本质。熊彼特的创新学说生动阐释了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创造力；钱德勒的现代公司学说抓住了现代公司的独特创造力，尽管他没有明确从这个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斯密的分工学说则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人类创造性的必然结果，那就是独特性、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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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著名的索罗增长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开山之作，其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至少80%）来自技术进步，然而模型本身却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索罗之后所发展起来的几代增长理论模型，希望以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和解释技术进步的机制，这就是今天大行其道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内生增长理论（以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的模型为主要代表）试图将技术进步处理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试图描述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和一般性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洞见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要描述和分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过程，就必须放弃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那些关键假设。
保罗·罗默（Paul M.Romer），生于1955
譬如保罗罗默（Paul M.Romer）1990年的著名文章《内生技术变化》就说：“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其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一般物品，亦不是公共物品，它是具有某种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的物品。正是因为非竞争性物品所有的非凸性性质（nonconvexity），所谓受价竞争模型（price-taking competition）就不适用了。”所谓受价竞争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标准假设。
罗伯特卢卡斯1988年的著名文章《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试图将人类资本积累纳入索罗-丹尼森经济增长模型，以模拟现实经济发展，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论文极具启发性。然而我并不认为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很好地模拟和阐释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多样性。卢卡斯亦承认他的模型无法阐释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特征，那就是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以很大篇幅讨论Jane Jacobs1969年的著作《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
卢卡斯如此写道：“正如Jacobs以数百个具体生动的实例所展示和强调的那样，绝大多数经济生活都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创造性与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性并无二致。纽约市的服装区、金融区、钻石区、广告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商业和产业区域都是像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一样的知识创造中心。当然，商业区和产业区所创造和相互交流的思想和知识与纯学术中心所创造和交流的思想与知识不同，然而，它们创造知识的过程却是完全一样的。对于一个外来旁观者来说，它们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一群人集中到一起从事类似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断强化和提升各自的原创性和独特性。”
以上这段话，吾读之甚喜，这才是真正现实的人类经济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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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性错误
然而，卢卡斯话锋一转，就简单地将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类相互创造过程描述为所谓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他说：“上述生动案例将说服经济学者承认人力资本外部溢出效应确实存在，甚至承认这是知识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却很难从数量上来描述和模拟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我想再次强调，Jacobs的著作极富启发性。她着重强调城市的崛起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考察城市，城市就像是原子核。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型只是假设那些老生常谈的增长要素，城市就肯定会被置之度外。现代生产理论从来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善哉！这正是科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深刻批判：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市场的交换（we have consumers without humanity,firms without organization,and even exchange without markets）。我们可以加上：没有企业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城市的经济发展！
显然，即使是致力以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模拟和阐释人类经济增长的大师级人物卢卡斯，也承认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阐释和模拟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里最重要的特征事实--城市和增长中心的崛起。
事实上，基于某种类似物理学“原子式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解释人类经济增长，就好像以基本粒子物理学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根本是文不对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消费者就是所谓的效用偏好和效用最大化；企业就是所谓的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经济增长过程（或任何经济行为）就是所谓的技术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这就好比我们试图用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注定是走错了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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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理论背后的“约化论世界观”
演化生物学家、混沌现象研究者Stuart A.Kauffman撰写著作《重新发现神圣》（Reinventing the Sacred），目的就是希望改变源自物理学的“约化论世界观”。
所谓约化论世界观就是将宇宙万物和人间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简化为基本粒子物理学。
正如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蒂芬温伯格所说：解释的箭头永远朝下，即最终永远指向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约化论或简化论世界观不仅认为所有自然物理现象都最终受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所支配，而且认为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演化、物种的变迁亦必然受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支配，甚至认为人类的情感、心理、宗教、道德、价值等等一切的一切，亦必然要约化或简化为物理学基本定律譬如，有一个观点至今依然很流行，那就是将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基因及其变化，基因及其变化当然最终必然归结为物理学的基本定律。
考夫曼以大量丰富的案例和精彩的分析证明，约化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无法解释无限丰富的生命现象。为了理解生命现象、生物演化、人类文明、价值、文化、道德、宗教等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约化论或简化论世界观（Reductionism）。
考夫曼说：“宇宙的进化、生物圈的进化、人类经济体系的进化、人类文化的进化、以及人类行为的进化，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皆是永不停息的创造性活动。”
创造性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涌现、突变、惊奇、不确定和不可知，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行为根本就不能简化为物理学定律，尽管它并不违背物理学定律。创造性活动或创造性行为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并不能简化为或归结为物理学定律。
本质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约化论思维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一切复杂、动态、持续演化的人类经济现象约化为“原子式”的行为：消费者就是一个效用函数或效用偏好；生产者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或利润最大化函数；市场就是一条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就是一个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函数；经济增长就是给定技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均衡增长路径或最优增长路径；如此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基本理念，诸如供求均衡、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优路径或均衡路径、凸性、完全竞争或受价竞争、规模收益递减、等等，根本就不能描述和分析现实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现实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假设恰恰完全相反：非均衡、动态、演化、路径依赖或锁定、规模收益递增或指数式增长、垄断或独占、特异性或独创性、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等等。难怪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本无法描述和分析像城市经济或商业及产业中心这样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恰恰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特征事实，这正如物理学基本定律无法描述生命的起源和演化那些极其丰富的特征事实一样。
其实我们根本无需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模型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增长，正如我们无需依赖物理学基本定律来描述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一样。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自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同样，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自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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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默（Paul Romer）内生增长模型的贡献
事实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各位大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假设，理论模型就无法描述和分析真实的经济增长现象，哪怕只是试图模拟某些现象都不可能。保罗罗默的模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以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文献里，保罗罗默（Paul M.Romer）1990年的文章《内生技术变化》最有启发性。罗默模型基于三个基础性假设：
其一、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其二、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人们有意识的研发活动；
其三、技术是与其他经济物品具有内在差别的一种特殊物品。
根据罗默的分类，技术最基本的特征是其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亦即：创造一项新技术可能成本高昂，然而新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却能够被反复或无限利用，反复运用的边际成本极低或为零。
罗默的贡献是将三个基本假设完整地内生到增长模型里。与此相对照，其他新古典增长模型只能三者取其一或取其二。譬如，索罗模型将非竞争性技术当做公共物品或投入，谢尔（Karl Shell）模型进一步将非竞争性技术看做是政府供应的物品；阿罗著名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也将非竞争性技术当做公共物品，只不过认为该公共物品是私人活动的外生效应；卢卡斯1988年的著名模型同样将非竞争性技术处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不是人们有意识投资的结果；还有许多模型不承认技术的“非竞争性”特征，亦否定此类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主要麻烦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凸性假设或一阶齐次性假设。
易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一个基础假设是不能有规模收益递增、不能有垄断或独占、不能有技术的溢出效应，亦即不能有所谓非凸性。Dasgupta and Stiglitz的数学模型证明：一旦引入非竞争性技术和技术的排他性使用（excludable）,亦即一旦引入非凸性，所谓去中心化的均衡（decentralized equilibrium）就不稳定。也就是说，一旦引入非竞争性和排他性技术，新古典经济学所钟爱的完全竞争均衡就不存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默的模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不适合描述和分析人类经济增长。为了描述和分析人类经济增长，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
罗默模型还敏锐地抓住了人类技术变迁的另外几个重要特征：技术变迁（研发投资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新科研成果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总量和现有科技成果总量。易言之，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总量越大，科研成果产出率就越高；现有科研成果总量越大，科研人员的生产率就越高，技术进步速度就越快。假若今天一个科学博士的人力资本与百年前一个科学博士的人力资本相同，但由于一百年来人类科技成果总量或存量增长迅猛，今天一个科学博士的科研生产率肯定高于百年前。这与库茨韦尔所说的技术进步“指数增长定律”异曲同工。库茨韦尔从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技术进步的指数增长规律，亦是基于科技成果不断累积所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随着科技成果总量的不断积累，同样的人力资本和要素投入将产生加倍的或加速度的新技术发现或发明。
罗默模型还有一些重要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千差万别的经济增长速度。譬如，罗默模型证明：如果科技存量低于某个临界值，经济增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含义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个基本事实：即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出现过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罗默模型还说明：人口规模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人力资本和科技存量与人口规模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任何关系。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就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该含义还说明，为什么与科技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往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