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生变下再提中国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以不变应万变

腾讯财经特约 林发勤 冯帆 李玲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其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同样，对外贸易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作用，因此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各国以独立生产的最终产品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分工，生产和贸易相对独立，开展对外贸易的目的也主要表现为产品价值的实现，因此，对外贸易可简单理解为需求侧。但伴随国际分工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上，一国不再独立生产完整产品，最终商品更多的是由多个国家或地区完成，整个生产包含了多地区的生产要素，过程更具国际化意义。同时，各个国家自身会变得更加专注于自身比较优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转变为生产的参与者或组织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间品贸易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贸易更多地成为了为创造产品价值而进行的跨境流动和链接不同生产环节的关键手段。此时的生产和贸易不再完全独立，它们彼此依赖、相互融合，共同决定着最终产品的生产。

显然，此时的对外贸易已不再是简单的“需求侧”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供给侧”因素。因此，对于外贸发展的问题已不能简单停留在需求层面寻找解决方案，而更应深入到生产和供给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和分析。通常而言，贸易规模的扩张可归因为分工的演进和深化，而分工的扩大更多取决于生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进而从本质上上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通讯与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进步为产品生产的全球化布局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国际机构也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

如今的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在充分挖掘上一轮科技革命和制度变革的条件下，推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和制度革新已变得刻不容缓。但如今新的科技革命尚未到来， WTO主导的多哈回合也进展缓慢，甚至带有区域性色彩的TPP和TTIP也未实质性推行，新的经济规则并未得到实质性进展，加上最近的全球化生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停滞甚至倒退、深化速度放缓也变成了可预判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这一变化也为实现高水平高层次的外贸发展带来了机遇。以传统制造业为例，若能在其基础上成功添加创新因素，这将对中国融入全球创新链、推动建立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方式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国应在生产和产业的多个层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机遇转化为现实以便更好地适应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

因此，在传统“需求侧”含义的基础上正确和把握外贸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得尤为重要。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可以看到，传统的外贸正在朝“大外贸”方向不断演进。较之以往单纯的进出口，如今的对外贸易在以前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诸如扩大市场卷入、利用外资和本土企业走出去等涉及到要素流动的内容，此外，因分工领域变化而出现的开放领域新变化也被囊括其中。在当前背景下，发展外贸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全球生产，更多地表现为“供给侧”方面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化生变不断升级的情形下，以中国传统、简单的对外贸易方式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如片面的追求出口量带来的贸易不平衡， 也是当前全球化生变的原因之一 （如图1所示），或者说最重要的表象原因（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技术崛起）， 笔者的一个研究表明，当我们用142 个国家1979 到 2012的双边贸易失衡数据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发现贸易失衡每增加1%，贸易摩擦的次数会增加2.67% 。

图1： 贸易摩擦数量

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比较优势在下降,中国低技能工资已远远超过越南,越南现在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我们的90年代的水平，每月仅有250美元,与非洲国家相比的话， 这个差距更大,我们的工资是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的十倍。这就要求在“大外贸”内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适应乃至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因此，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应注重新出口竞争优势的培养。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为目的，用改革的办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推进结构调整。

在转变以往以价取胜的观念中不断开拓和满足国际市场中的中高端需求，通过培育工匠精神占据高端市场来夯实基础。一个真正的贸易强国要能在优化的商品结构下提供高质量与高附加值的产品。匠人精神的培育无疑有助于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培养，通过高品质、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可有效扩大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目前已成为中国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重要途径，这样一来，我们的出口就不再是以追求顺差为目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同时积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通过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商品进口手段，突显贸易大国和强国的本色，近年来境外年均1.2万亿的消费量也就能变成进口进一步帮助我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增加我们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因此，“供给侧改革”所要做的是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品牌，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和附加值，推动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所有这一切落实到供给侧的细节上就是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途径。克鲁格曼说过，从长期来看生产率近乎是一切，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依赖于生产率，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的核心则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创新，虽然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但却需要一直做下去，因为这是最根本最深层次的供给侧改革。当然除了在生产率上下功夫外，做好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还必须要有其他的配套政策加以补充。比如要注重制度上的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活力和动力的匮乏还是工匠精神的不足，其根本原因还应归因于体制机制的约束。因此应通过更深入的制度创新来营造一个更适合抑或是更能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在制度完善层面需建立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形成合理高效的外贸管理体制并进一步拓展外贸开放领域。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汇聚全球创新要素并激发企业实施创新战略的最重要制度保障。同时，高效的外贸管理体制可以使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全球分工得以进一步实现，而扩大开放领域实质上就是要扩大市场准入，可让多种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在更为充分的竞争环境中被创造出来。

实际上，外贸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正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所采取的几大措施：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只要真正做到了这几点，再严重的贸易摩擦也都能迎刃而解， 或者说也不会有什么贸易摩擦可以站得住脚了，最多也就是“红眼病”发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