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木子 
试验田作用：开放倒逼改革
上海自贸区理想很丰满，现实还较为骨感。 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提出多项改革措施，特别是金融改革方案成为最大亮点。这片仅占上海市面积1/226的弹丸之地，能否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
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目标是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将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即将于9月29日挂牌的上海自贸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近29平方公里，这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然而就是这块不足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被视为新一届政府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
随着中国入世红利的消退，外贸已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又开始倡导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中国均不在谈判之列。这意味着中国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此时中国不是要摆脱对外贸经济的依赖，而是亟需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求自己新的定位，进而通过开放来深化国内体制改革，突破制度瓶颈。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为了消除行政审批事项与WTO规则的冲突，先后进行了6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总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9.3%。
目前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使得我国缺乏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谈判基本条件。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在区域内将实现上述领域的开放，倒逼简政放权等改革的加速。
“风险可控”为改革设置阻力
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金融形势让改革摇摆不定。
根据总体方案要求，上海自贸区内将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此举意义重大。所谓负面清单，即“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相比之前的正面清单管理（“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一字之差，其背后的理念完全不同，对应的是政府的放权。
既然有了放权的可能，也就为改革打开了一道门缝。虽然上海自贸区在传统贸易业务上将进一步开放，实现货物自由进口、储存、再出口和区内加工制造。但这与目前已有的保税区的优惠措施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其中的金融开放才是最大亮点。
“虽然打的是自贸区牌，实质却是金融开放的理念，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尝试的金融改革。”外管局的一位官员如此评价自贸区的意义。
根据自贸区总体方案，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
不过虽然目前中国对于中长期资本流动已基本放开，但是对于证券投资、跨境借贷与衍生品交易等短期资本流动尚仍然管制严格。而放开短期资本流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否则会出现大量的套利和套汇交易。
在资本管制下，已经出现了大量地下钱庄以及虚假贸易下的资本流动和套利交易，其规模难以估量。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可能吸引大量套利资本涌入，而一旦大量资本蜂拥自贸区进行套利、套汇交易，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违背了“风险可控”的前提，很有可能对改革产生负面作用。
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极少会被开放所倒逼，反而会因此受到阻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当地政府对外汇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管制。在这种风险威胁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上海自贸区难以复制 改革前途漫漫
上海人均GDP对比全国，其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优势难以复制。
乐观者看来，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汇率市场化在自贸区的改革获得成功，其成功经验可迅速的在全国各个经济特区试行，其作用必然加快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
但此时还远不是欢呼雀跃为金融改革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对于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而言，上海自贸区已经拥有的国际贸易结算、金融租赁、期货保税等金融改革基础，这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短时间内无可比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自贸区在金融领域不太可能一步走得很远。其重点将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在自贸区内设立金融机构的门槛将会降低、二是自贸区内部分离岸金融业务可能会放开，这可能会先从深化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鼓励跨国公司建立区域中心开始，在逐步放开到人民币可兑换、跨境投资等。但是离岸金融业务一步彻底放开的可能性很小。此外，利率自由化方面，市场期待的利率完全放开（包括存款利率）很可能在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
而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鉴于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和众多改革试点，其影响也更加渐进和分散，加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借此拥有更多融资渠道，因而改革阻力相对较小，预计金融领域改革将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腾讯财经专栏作家宇文远的观点则是，上海自贸区是一块看起来很美的试验田，我们不能否认它会促进上海的发展，会促进个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但不能拔高到它会促进中国改革的进程。在摸着石头过河了30多年后，相比“开放”，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放开”。再不大刀阔斧地改革，或许连改革红利都没有了。
至于下一步的改革，可能会在即将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一些明确的答案。政府很可能会在三中全会上公布更多的贸易和金融市场化改革。
不过由于三中全会是党的会议而非政府会议，而且考虑到艰难的改革也需要一定时间来获取各方的支持，再加上许多问题上仍然存有较大争议，对于进一步扩大至更大范围的改革，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