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甜甜 （腾讯财经版权所有）

“情况最好的时候，我们企业有1000多名员工，销售额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利润在15%以上，而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国家信贷政策大放大收的环境下，一切都改变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晨爱说。

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地点在下着小雨的温州，位于汽车城内的一幢三层办公楼内。和当地其他服装企业一样，周六上午，董事长和他的员工们一起，仍然为着公司的运转而忙碌着。

公司的业务是设计、生产以及销售服装，40%做外贸生意，60%做内贸生意。郑晨爱说，在2008年海外市场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外贸的订单明显变少。

虽然如此，出于对中国经济的看好，以及内需市场的提升。2009年，郑晨爱还是决定斥资2000万元，对原有的厂房进行改建。“我们知道高成本的投入，所带来的回报肯定需要时间，可是没有想到，之后内部市场发生的变化，对公司带来这样巨大的冲击。”

信贷一放一收“搞死”中小企业

2008年在经济危机下，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通过信贷工具，使得企业来承担经济的复苏。2011年，在通胀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又大量降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企业生存的环境变差。

“很多实体企业和中小企业，就是这样被信贷的一放一收搞死的。”郑晨爱说。

去年以来，随着政府收紧银根，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加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让奥奔妮这样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近两年，公司的利润增长已经被压缩到2%-3%，有时甚至连这点盈利也没有。”裁员随之而来，公司人手从最多时候的1000多名，缩减至600名。

作为温州市服装商会的会长和及温州市工商联的副主席，他经常出席一些有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业内人士参加的论坛，发出自己及其他中小企业的声音。“不过，一些论坛对温州企业的遇到的问题，都没有谈到根源上。”

郑晨爱认为，当前温州企业出现的困难，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信贷上大放大收，以及融资的暴利。“其他问题，例如原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都是客观因素，像境外直投的困难，并不是一直以来的困难。”

“中小企业急需的是降低融资成本，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信用监管体系，形成完整的信息平台，让债务人的资料都被厘清。”郑晨爱说。

作为温州金融改革的突破之一，新建立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或许能填补这样一个空白。4月中旬的一天，腾讯财经来到位于温州鹿城区东明景园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位于一幢二层小楼里。室内，设计者与工人们仍就拿着图纸，在进行最后的装修。一楼大厅的招牌上覆盖着红布。中心工作人员称，按照当地风俗，在正式开张前，红布不能被揭下。

在二层的大厅内，有两个大的服务窗口，每个窗口有近10名工作人员，一边窗口用于登记借贷，另外一边用于公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这天上午，温州市鹿城区区长来到服务中心视察，所有工作人员都围在他身边听着指示。虽然登记服务中心尚未开张，但目前已经有中介机构入驻，并且开始布置办公室。

将在4月底正式开业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被视为民间资本阳光化的“破冰之举”。不过外界对其前景并非没有担忧。“在服务中心登记，缺乏法律保障。可能导致的情况是，健康的企业不需要去登记，有病的企业才去登记，对这些企业，借款方也不敢借。”一位业内人士称。

“中国犹太人”的力量与悲剧

温州，是一个要读懂中国经济，就必须了解的地方。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商人，带着他们二三十年来所积累的大量财富，以及敏锐的投资嗅觉，活跃于世界各地。去年以来，频频发生的企业倒闭潮、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事件，将当地存在已久的民间借贷，推向了公众的视野。

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商人吴英，成为这场非法民间借贷风波突出的符号。今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法院的判决引起了舆论巨大的反响，更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所上演的轮回。

上世纪80年代，同样在温州，同样在民间企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国营的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间对资本的热切需求，民间钱庄在身份上得不到承认而转入地下，并飞速成长，最终爆发被称为“抬会”的恶性高利贷事件。

在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的主角中，一个名为郑乐芬的温州妇人，在政府决心整治此事件的时候被选中。1991年，她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从当年的郑乐芬，到现在的吴英，2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可是症结也越发严重而清晰。历史是否会再度重演？

4月20日傍晚，一则消息引发了微博上的群体“庆祝”：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案件发回浙江高院重审。——历史没有再重演，民间金融合法化是否曙光在前？

此前，3月28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正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区。

“温州金融改革的试验其实是大势所趋，”温州炬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丰豪说，“温州人的思维活跃，能捕捉国家政策的信息，在政策推行之前，早就已经在猜测今年是否会有破冰，敢不敢先行先试？民间借贷早已经铺天盖地，就算国家仍说这是违法的，实际上也一点用处都没有。”

郭丰豪是福建人，1992年来到温州，看到一些所接触的温州老板，靠做鞋子、做小商品起家，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他们买的是9万元一辆的摩托车，家里装修也非常豪华，卡上的钱一刷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别说根本不用借钱，根本是钱多了没地方去，直到后来，才发现有钱生钱的方式。”

“钱生钱”的方式，自然指的是投资房地产。在短短10年间，温州本地的楼价，从每平方米2000元，被炒到2、3万元。不少温州老板发现，用这个方式赚钱，比生产来得快。“既然你做生意，就会用钱去创造更多的钱，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尽的。”

在炒透本地楼市后，温州商人又大规模向外扩张，在上海、杭州、苏州、厦门、北京、宁波、金华等地置业，并成就了有名的“温州购房团”。

而在去年国家对楼市的宏观调控下，温州企业集体爆发资金链断裂，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郭丰豪认为，对于投资了地产而出现贷不到款的企业，金融改革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明显的益处，真正可能因改革收益的，其实是受到“倒闭潮”影响而贷款更难的实体企业。

金融改革下对“放权”的无限渴望

在温州市企业联合会秘书长谢浩眼中，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是两兄弟，民企已经有作为有地位，那么民间资本的地位也应当提升。“金融制度的改革要跟上民间资本的发展活跃。现在在温州进行这个试验，就是给民间资本一个地位，让它更好地有作为。”

谢浩称，越是对经济促进有利的民资，越是要给它一个阳光的、规范的渠道。“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投资，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我们所有的融资手段，最后要落实到投资的渠道中去。所以这就需要相应的实施细则、法律法规。”

而让他有些担忧的是，相应的实施细则是否会像前年的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一样，相应的实施细则迟迟未能出台。

“不过，这一次的试验力度很大，因为是国务院直接对一个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进行试验，我们期待这种试验能对经济发展有好的促进。”谢浩说。

随着温州被获批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自然成为了媒体追逐的对象。

在上周出席某论坛时，张震宇透露，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基本完成，马上上报省委省政府，批复以后就可以实施。不过，其中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要发展成村镇银行”的细则，必须由国家来审批。

张震宇表示，正在跟银监会在温州银监局做方案，“今年我们想迈出这一步。温州35家小额贷款公司，未来部分优质的可能转为村镇银行，但数量不会太多。”

2009年，银监会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转为村镇银行不能当董事长，只能当董事，董事长要银行来派遣。此外，要保证三年的盈利水平，以及很强的管理团队。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吴国联称，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要转入为村镇银行，需要进入银监会的审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利用自由资金及民间资本，一旦转为村镇银行，就是吸收公众存款，“用老百姓的钱，这个要求非常高。”

吴国联说，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下来后，对于是否支持民营发起或者参与村镇银行，现在还是未知数。“能不能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主发起直接转为村镇银行，这是银监会要进行探讨的事情。”

另一方面，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未必愿意转为规模更大的、同时也受到更多监管的村镇银行。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者、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就表示，不看好让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

“小额就是小额的，就是放贷公司，它用自己的钱去放，只放不存。如果把小额放贷公司转掉之后，剩下的小额放贷公司就是‘二流货’了，没有这个必要。”方培林说。

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眼中，方案中的模糊地带，反而创造了发展的空间。“条例里面说，民间资本可以依法发起和参与村镇银行，就是说给了空间，你就大胆去做。但是批不批、由谁来批，现在还不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谁批，村镇银行谁批？如果按现行法律，还是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批，你一点都没有空间，那你试点是什么。”

周德文希望，中央可以放权让温州地方来批村镇银行。“国家级的实验区，应当享受国家区试点的权利，像当年深圳一样，很多事情叫特区自己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