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为他作证:13年前,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刘晓光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一个餐厅里见人,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刘晓光接过话茬说,现在还是这样。
工作压力最大时,他甚至想到过跳楼。1994年,刘晓光在香港为政府的一支基金融资,直到最后一天还未成功,眼看2400万元各种费用就要打水漂,他恨不得从维多利亚湾的酒店跳下。不过,因为舍不得死,他撑了过去,最终成功为政府融得5.4亿港元资金。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看凶杀片转移视线,另外学会自己的控制力,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只有几点到几点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去想。”
有意思的是,当过兵的刘晓光,军营留给他最大的记忆却是读书,那几年里他啃下了《资本论》,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反倒是离开了军营,倒过上打仗一般的日子了,一晃30年。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且时时刻刻像在打仗一样抓紧着做。(文/刘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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