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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分析逐渐成为行内的主流分析方法，但这时的分析师主要是对公司内部服务，如大多服务于各公司的自营和资产管理部门或经纪业务中的零售客户，实际上，他们更多地充当买方分析师的角色。在这一时期，虽然券商的分析师们越来越得到市场认同，但是这种研究方式限制了研究所水平的提高。  腾讯财经专访国泰君安总经济师李迅雷 2000年初，李迅雷撰文提出“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研究所要以机构客户为主要目标，研究要围绕满足客户的研究性需要，根据客户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第一次在业内主张分析师应该对外部服务。 那时，李迅雷在深圳，深圳离香港比较近，与境外的投行的交易也比较多。在香港拜访一些境外的投行时，他发现研究机构是为富人服务的、不为穷人服务也不为散户服务的，因为研究很专业，对资金量比较小的散户来说不需要你的专业报告，他需要的是你给他推荐什么股票，如果这支股票到底能涨多少，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但他觉得自己的研究无法回答这些散户的问题，“我们研究员的特长就是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的前景，对上市公司未来几年的现金流的变化可以做预测，这恰恰是机构和一些专业投资者需要的，所以在国外研究都是为机构服务的，都是为那些富人服务的。”“因为为富人们服务才会有一种相对应的回报，既然有这样的理念我们也要开始做。”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他们的研究可以独树一帜、可以创新。但是，这一现在看来非常正确的观念，在当时却得不到支持，受到了来自研究所内部和公司各部门很大的阻力。开始推行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同样在2000年，出现了一个契机，就是基金出现了，所以李迅雷就写了篇文章，内容是让客户来改变我们的研究服务模式，当时的客户就是为基金，包括当初的申万、华夏，也自己和其他一些机构。“我们要在基金面前表现得比别人更有专业水平，那么我们在研究方面需要要更多地敬业，报告必须在半夜里面完成，次日早上我们比别的机构更早的让客户能够拿到这个报告。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证券市场就是学习，没有什么可以创新的，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把人家已有的产品拿过来做一个比较小的调整，”对于这样的创新，他如此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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