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全球三大结构性变化不可抗拒 | 腾讯博鳌晚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

编者按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腾讯原子智库和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举办的“全球新动向与中国新机遇”主题晚宴，在博鳌东屿岛大酒店举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发表演讲，谈论世界经济的三大结构性变化。朱民认为，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和经济变轻的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的三大结构性变化，且这些变化不可阻挡，只能在接受之后去加快改革，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采取新的模式和政策去应对这些变化。

我先根据自己的观察，给大家作一个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和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

第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虽然在继续增长，从现在的73亿到2100年将达到112亿人，但是结构分布特别不平衡。2008年恰好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顶峰，一路到2040年左右增长为零，以后逐渐为负，而南部非洲年轻人数量不断上升，顶峰是2070年到2100年，他们的人口增长还是很快。

全球人口总量在增长，年龄结构却在急剧变化，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场的刘秘书长（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在联合国，他肯定对此深有体会。老龄化对日本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以2050年为坐标，比较2015年日本人口的净变化，发现今天日本在70岁以下的人口都是净减少的，净增长的人口最多的是80岁以上的，日本整个人口是在萎缩的。大家能够想象这个老龄化会多么严重。

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到2050年，60岁以下的人口数量都是下降的，下降最多的是40岁和20岁，分别代表最成熟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和最年轻的劳动力，增长最多的是60、70和80岁的。老龄化的变化和来势之凶猛，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把中国人口年龄段的分布再分成两个阶段，分成2015年到2035年，和2015年到2050年。年轻劳动力从2035年开始急剧下跌，而人数增长最多的是60、70岁年龄段的。到2050年增长最多的是75到79岁和80岁年龄段的，所以老龄化其实2035年就发生了。2035年是在座所有人都能看到的，2050年在座所有的年轻人能看到，可能少数人包括我看不到了。

我觉得这个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举日本作例子，日本1994年到2016年，由于老龄化，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健康的相关行业发展很快，专业科技发展很快，信息通信、金融和其他服务、制造业、建筑业的发展都在下跌，日本的政府开支除了健康、医疗在增加，其他的都在往下走，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变了。

谈到日本房地产的崩溃，我们一直说是因为九十年代泡沫，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房价、开工率和土地价格急剧下跌。今天回头看，无论是日元危机，还是泡沫，都只是一个触发点，真正引起日本房地产业的整个崩溃，今天继续下滑，还会继续下滑的原因，是老龄化。因为如果原因是泡沫的话，作为波动的曲线，它下降之后会有反弹，之所以它不反弹，还持续下降，我认为还会继续下降，是因为泡沫触发了老龄化恐惧，而老龄化恐惧以及它的实际到来，引起了房地产价格永久性的下跌。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也会发生，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简单带过。

第二个大的变化是气候变化。我们对气候变化关注很少，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到2060年到2069年，也就是50年以后左右的时间里，如果我们对温度不加控制，后果是现在全世界除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加拿大一部分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会变成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气候变化主要由碳排放增多引起。一万年以来，人类有冷周期、热周期，一般一千年一个周期，所以每隔一千年碳排放上升、一千年下降，一直相对稳定，直到最近一千年，整个碳排放量急剧上升。碳排放的急剧上升是因为能源的消耗急剧上升，所以控制气候、控制碳排放的方法就是控制能源消耗。

而在中国，单位GDP排放是1.01，是全球的平均水平一倍之多，比日本要高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有雾霾、有污染，中国的大气治理空间很大。中国现在投资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的数额或规模，估计到2020年会超过美国，引起整个投资结构的变化，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力度都会加大，所以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件事的变化引起了整个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全世界的电动汽车和插混汽车，占所有车的比重只有1.12%。而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把电动车和插混汽车的比重达到40%。说实话，我不认为到2030年能达到这个水平，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会从根本上改变汽车行业的产业链。从马达、引擎到整个的底盘、仪表，更不用说整个的电池和电池创新，汽车行业面临又一次洗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所以大气变化和引起的关注又引起了全球产业链的变化。

第三个是经济继续变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在IMF的时候做过很有趣的研究，我们发现经济变轻，人们消费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少，我就是通过看十年前、十五年前，一个人每收入一美元花多少钱在进口的物质产品来证明的。我称之为收入的进口消费弹性，如果这个弹性不变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45度线。如果每收入一块钱就把一毛钱花在进口的物质产品的话，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45度线上面，但是体量再大的国家都在45度线上。也就是说收入增加以后，个人对物质消费、对进口物质产品的消费在下降，偏好发生了变化。

我们能观察到，人们在旅游、娱乐、医疗、教育的消费越来越高，对物质产品冰箱、彩电和汽车的消费都在下降、减少，但是人的偏好是怎么变的？这个又值得思考的。

经济学有几件事是假定不变的，偏好是不变的，人口是不变的，气候是不变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三个外生变量都变了。三个外生变量发生如此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的时候，人本身是没有办法反抗这个变化的，而只能在接受之后去采取新的模式和政策去应对这些变化。

日本的案例既失败又成功。日本的20年衰退跟这三件事都有关，这是我现在做的另一个研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说了。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服务业比重直线上升，制造业比重直线下降，大家都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中国在走向服务业经济，这和全世界经济走轻是同一个方向的。我们通过对投入产出表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制造业的比例在持续下跌，服务业的比例在持续上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能持续下降。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吗？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全球的挑战，所以这很重要。从服务业大量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开放市场性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等等和世界的服务业，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非市场化服务业，如教育和医疗，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世界水平。

结论是，这三个外生变量结构性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迎接这个变化需要新的政策，所以政策改革的关键是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包括引进科技，加快改革，以及不断向市场开放。

今天所讲到的世界变化和中国变化是密切关联的，而这三个变化都会在不远的未来引起我们一系列政策的深刻变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