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计划 | 寻找2万名心理咨询师
划重点：
- 不仅是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即便是精神科医生，目前也面临人手不够的情况，全国精神科医生只有两万多人。
- 市场研究顾问公司Frost & Sullivan报告，中国有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按14亿总人口计算，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口比例为13%，即每8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
- “合格的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一般要经过3000个小时以上的专业训练，咨询服务的收费标准维持在每小时600元，才可能收回培养成本。”
- “至少在未来五年，培训还是心理服务市场中的主流。”
作者：Jenny.H
编辑：杨颢 李伟
2017年年末这天，张平终于拽着母亲跨进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大门。他的母亲十年前因丈夫出轨离异，一直被困在失败婚姻阴影中。在张平看来，母亲很有接受心理咨询的必要。上网搜索后，他选了比较保险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此前，母亲一直认为这是“神经病”才去的地方，张平为此花了不少时间说服母亲。
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张平和母亲先后进入诊室，分别与医生聊了十多分钟。走出诊室后，张平有些失望：“花了200块挂号排队，我话都还没有讲完，医生就让我出来了。”他母亲抱怨说，纯粹是浪费钱，以后不会再来了。
“按照理想状况，每次咨询应该是50分钟，但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实是没办法做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坦言，不仅是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即便是精神科医生，目前也面临人手不够的情况，“全国的精神科医生就两万多人”。
焦虑的现代人
和张平母子不同的是，严晓虹选择了学习心理学来疏导家庭烦恼。两年前的一次饭局闲聊，一个朋友说她最近刚考完三级心理咨询师，正在用心理学的方法对付上小学的女儿。当时也在为抚养四岁儿子而苦恼的严晓虹听完后，便找到朋友口中的培训机构德瑞姆。
事实上，严晓虹目前所在的80多人班级群中，除少数有从事人力资源、教师等职业需求的学员外，大多数都以已婚、已育的女性为主。她们一方面遭遇巨大的亲子养育焦虑，另一方面又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人生经历到了一个必须调整的阶段，却得不到帮助，希望通过学习心理学强大自己。
“人们对于心理学知识的关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随着经济、生存问题的解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继而希望寻求精神家园。”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教授表示，“相对于整个心理学来说，精神病学的需求量其实是很小的，大部分人的需求还是解决困惑。”
此前曾参与投资国内民营精神专科医院——康宁医院的前鼎晖创投高级合伙人王晖在事后曾回忆，自己所以较早投资康宁，原因在于2011年，他的一位老领导、老朋友“私奔”，引起了极大关注。“这让我意识到中国城市里中产阶层以上的人们面临了很大压力，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只是他们没有重视，这些人需要有专业的精神健康医疗机构。”
就在张平陪着母亲走进上海精卫中心的同时，康宁医院开始冲刺A股上市，随即也引发民众对于国人精神疾病的关注。
康宁医院2015年港股上市时的招股书中称，根据市场研究顾问公司Frost & Sullivan的报告，中国现时有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按14亿总人口计算，我国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口比例为13%，即每8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不过，康宁医院解释称，中国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与情绪、焦虑、滥用药物及精神紊乱有关。
“50分钟心理咨询是一种奢侈”
因为在国外读书，张平对心理咨询有一些了解。但在国内该去哪里找咨询师，他并不清楚。
眼下，大众能够接受心理咨询服务地方主要有两个类别：一类是医疗机构，除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这类专科医院外，一些综合性医院也设有心理科；二是社会心理咨询师。
不过，以治疗精神疾病为主的医疗机构，主要服务于出现器质性症状、生理性紊乱等重症精神病人，针对普通人一般心理问题的心理咨询服务，常常并不能让人满意。张平母子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王晖在阐述投资康宁医院的思路时也说，“人的一生，经常会有郁闷、抑郁的时候，咱们国家之前没有重视精神卫生的传统，所以解决方案上就比较欠缺，导致很多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需求特别大，但供给特别少，以前都是国家的精神卫生中心，这样的供给很难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需求”。
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生赵旭东，曾是崔永元抑郁症的主治医生，也曾对外表示，他坚持将每次接待时间设置在50分钟，但这在医疗系统中是极为奢侈的。他解释称，现实工作中，仅有极少综合医院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只有很少一部分精神科医师能够或愿意做心理治疗。
“一方面原因是人手少，我国平均每10万人口才拥有1.6名精神科医生。而这一数字在英国为10名，美国约为20名。精神科医生要治疗大量重性精神病患者，很难腾出手来做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心理治疗耗时久、收费低，医院和医生未必有开展心理治疗的积极性。”
康宁医院在招股说明书中也披露，根据 Frost & Sullivan 研究报告，2013年中国注册精神科医生只占注册医生总人数的1.9%。与其他医疗专业领域相比，专门从事精神科的医生及医科学生较少。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诊室，这里的候诊区没有普通医院的人声嘈杂，特别安静）
寻找两万名心理咨询师
按照理想状况，社会心理咨询师就可以为人们提供一般心理问题的咨询，但真正能够提供合格的咨询服务的人数却不多。在大学教育中，医学和心理学是两个学科，不仅医学院学生不会心理咨询，即便是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也没有能力从事心理咨询。
张文文2012年心理学本科毕业后又前往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应用心理学研究生，她是她大学同学中唯一一名仍在从事与心理学相关工作的人，而研究生咨询方向的8名同学中，也只有她一个人目前接待社会来访者。“其他人大多去了中小学当了心理老师，如果不是学咨询方向的，大多数在做学科研究，跟咨询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有感于社会对于心理学人才的需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郭念锋于2002年促成了人社部启动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但受制于整个培育体制的管理松散，从这项考试诞生之初，心理学界对其争议便未停止。
各地对于考试、培训的规范程度差次不齐，“学历造假”、“交钱包过”、“速成培训”的现象，使得学者们将目前社会心理咨询师队伍良莠不齐等种种乱象，均归咎于这项资格考试的把关不严。
在2017年年底由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上海市心理学会召开的2017年度学术年会上，赵旭东公开表示，“我们作为有医疗背景的人，队友是猪还是老虎，很讲究。大家一定要严格规范，不然我们老是跟我们不搭的猪队友合作，心惊肉跳。”赵旭东指出，那些不正规的心理咨询机构不是在帮病人，而是在害病人，“这是会出人命的。”
王怀齐、孙时进、赵旭东、张海音（从右至左）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育方式展开探讨）
早在2013年，昆山一名心理咨询师就曾因接受其服务的来访者跳楼自杀，而成为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首名被告心理咨询师。
“市场很盲目，很多人学的时候很嗨，但学完了白学，如果不积累个案，不请督导老师，不注重自我成长，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咨询师。”已经从事了六七年心理咨询的陆伟云说，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于心理咨询师进行管理，这是导致目前心理咨询师队伍差次不齐，咨询定价混乱的重要原因，“大家都是二级，但水平并不同，应该有更细分的评定。”
2017年9月，备受诟病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正式宣告取消。
王怀齐是2002年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的学员，他预计在现有的100万持证心理咨询师中，成熟的心理咨询师最多两三万人。
如何在100万人中找到那两万人，没有多少人知道。离开上海精卫中心后，虽然母亲已经拒绝再去找心理咨询师，但张平还在想试一试。“除了上海精卫中心，还应该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是张平的现实困惑。
中国特色“以学代治”
“至少在未来五年，培训还是心理服务市场中的主流。”项东没有半点犹疑地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离国家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刚刚过去三个月。
在过去十多年里，项东所在的德瑞姆一直以针对这项考试的培训为主要业务，学员人数从2002年第一期的几十名，发展到考试取消时，线上线下学员人数近20000名，学费涨了10倍。
对心理服务有需求的群体迅速扩大，没有适合的渠道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服务，鱼龙混杂、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心理服务人员队伍……这一切将人们推向了学习心理学的浪潮中，“以学代治”成为当下心理服务市场的“中国特色”。
“有些人是不愿意去找心理医生，有些人是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医生，最终选择了自己学习心理学。”从2015年开始担任德瑞姆 CEO 的项东说，他身边也有朋友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心理服务而学习心理学从而自我疗愈。德瑞姆是上海地区最早从事针对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的培训机构。
因此，当严晓虹第一次去上课时，吓了一大跳。一个班居然有80多名学生，济济一堂，仿佛回到了大学一百人上大课的时代。
（德瑞姆开设的心理咨询师课程）
高飞是看着心理培训越来越火的。他2015年开始在一家培训机构担任销售顾问，“刚入职的时候，手上的客户只有五六个人，一个月的销售业绩不到10万，有的还是我跑到郊区当面说下来的”。两年后，他的最好月销售业绩已经增至50万元。“我的朋友圈从最初的一百多人增长到了两千六百多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已经报名的客户和考虑报名的客户，大多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由于需求旺盛，各大心理学培训机构的学费每年都在上涨。以德瑞姆为例，仅三级学费就从2002年刚开班时的2000余元，涨至2017年的12800元。
即便在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被取消后，德瑞姆也没有被击垮。三个月后，项东兴奋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新课程已经销售了500多个”，虽然比以往同期少了20%的销售量，但对应原先三级培训的初阶课程学费在12800的基础上涨至15800元，心理学课程市场并未明显降温。
“我估计他们的钱要白投了”
2014年，李真看到了市场空白，辞去从事了六年的大学老师工作，在北京创立了线上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对接来访者和专业心理咨询师。希望通过严选心理咨询师，帮助来访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
同年，虞卉和郭媛丽在上海辞去了四大里的审计工作，也进行了类似的创业。“我们都有过海外留学经历，对心理咨询接受度还挺高的，但没想到国内的这个行业在国内这么落后，试错成本太高了。”他们想做一个为大众提供心理咨询的平台。
简单心理创立之初，就获得由徐小平的真格基金领投，华创资本、硅谷创业教父Tim Draper跟投的天使轮投资。2016年年初完成数百万美金 A轮融资。另一家心理学服务平台壹心理也在2016年对外宣布，已经完成 A+ 轮近千万美元融资。
然而，对于资本的蜂拥而至，德瑞姆 CEO 项东笑着说，“我估计他们的钱要白投了。”过去多年，德瑞姆也在尝试企业EAP、个人咨询等项目，但都没能获得明显的增长。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的培训收入此前一直占据德瑞姆收入的80%以上。
项东在2015也曾尝试过类似的 APP服务，但很快又取消了这项计划，“我觉得优选咨询师这件事不应该我们来做，而应该通过一个更大的平台”。项东说，现在天猫上已经有心理咨询师挂单。
虞卉和郭媛丽的创业项目在运营半年后，发现原先的创业方向并不通畅，究其原因是“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太少了”。
收费太高也是个不小的障碍。目前在上海心理咨询市场上普遍的收费标准，最低为每小时400-500元左右，资深一些的咨询师收费在800-1000元左右，再高的则会达到1500元每小时甚至更高，且心理咨询通常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效，并不能“药到病除”（医疗机构外的私人心理咨询服务不能开药接诊）。
等待黎明
然而，心理咨询师们也并未感到收入高。
2012年，陈光芳拿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国家二级证书，开始将职业方向转为心理咨询。但直到现在，心理咨询的收入尚远远无法覆盖其在这方面的支出。虽然入行多年，陆伟云坦言，她现在大半的收入还是依赖给学员培训、讲课。
丁月清算是心理咨询师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同行。和很多妈妈咨询师不同，丁月清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了学习。从2013年开始在德瑞姆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2015年开始接个案，目前已经积累了近2000小时的咨询时长。目前她每周大概有20小时的咨询时间，每小时收费600元，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成为高薪一族。
“成长为一个咨询师的投资是非常高的。”丁月清除了需要自己的督导费用，还在北京大学的心理学系攻读在职研究生，遇到合适的大咖讲课，她也会参加，“仅督导费用一个月就得近5000元。”但对于心理咨询师的自我成长来说，督导又是必需的。
（已获取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学员仍需要继续在假日学习咨询师课程）
丁月清的导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钟杰博士表示，合格的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一般要经过3000个小时以上的专业训练，咨询服务的收费标准维持在每小时600元，才能收回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培养成本。
在发现原先创业方向不通后，虞卉和郭媛丽决定将业务方向转为给心理咨询师提供考后培训，邀请国内外的心理学者在微信平台“大学糖”上讲课，“基本上100万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中，有20万是我们的用户”。
虞卉相信通过他们提供的考后培训及督导服务，心理咨询师队伍会越来越成熟。在线上平台，他们一直保留了“心理咨询”的服务，希望通过大学糖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未来也能够通过这一平台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从而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
2016年底，德瑞姆成立了自有的心理咨询室，并期望成为连锁模式。担任这一项目总经理的王怀齐觉得，随着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成熟，五年后，将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去学习心理咨询课程。
（文中张平、严晓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