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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盖茨基金会首位职业CEO:盖茨夫妇为这件事忧心忡忡

腾讯《一线》康路 发自瑞士达沃斯

39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在如何花费个人财富和时间上精打细算。2018年1月25日,盖茨现身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对面的微软咖啡馆(Microsoft Cafe),花费一个小时与近40名受邀嘉宾对谈。在这场腾讯一线受邀参加的题为“消除疟疾”的对话会上,盖茨无奈地表示,关于消除疟疾的话题很难成为新闻头条,但目前控制疟疾的一些手段和工具正在失灵。

坐在盖茨身边的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Sue Desmond-Hellmann)时而倾听、时而言简意赅地补充说明。这位曾经的癌症医生,目前是盖茨基金会的CEO,帮助盖茨夫妇将财富“花在刀刃上”。粗略估算,自2008年之后,盖茨基金会每年必须用于慈善的资金大约为4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来自股神巴菲特的捐赠,基金会被委托的资金量已超过400亿美元。基金会的目标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花掉这些钱。盖茨夫妇希望在他们去世后的20年内将这些钱全部花完。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Sue Desmond-Hellmann)是盖茨基金会的首位“职业经理人”,和前几任CEO相比,苏珊既不是微软出身,也并非盖茨家族的好友。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三位“老板”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如何评述中国医药的创新能力?如何看待特朗普时代的政治环境?又给“佛系青年”哪些建议?本文将给出答案。

腾讯一线:作为第一位来自微软以外的盖茨基金会CEO,您跟前几任CEO相比能带来哪些不同呢

苏珊:前两任CEO Patty Stonesifer和Jeff Raikes都是微软的员工,也是比尔和梅琳达的老朋友。我觉得我为基金会带来了两个不同之处。第一点,也是我最高兴的一点是我能够认真地审视基金会的文化、管理,以及员工的体验。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文化和工作环境,我们才能实现那些宏伟的目标,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所以首先我是一个所谓的“职业CEO”,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次,我不是盖茨家族的朋友,我跟比尔和梅琳达也没有很多年的交情。这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事情。我会问他们不同的问题,或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因为我不受既成惯例的约束,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价值。所以可以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呢?”这可以起到非常健康和积极的作用。

腾讯一线:比尔·盖茨对基金会有着非常清楚的目标、计划和愿景,那您如何划分工作的轻重主次,来达到他的期望呢?

苏珊:对任何人来说,要达到比尔·盖茨的期望都是非常困难的。他跟传说中一样的严厉,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比尔和梅琳达为基金会设定了非常远大的目标,而且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目标。所以我自己、高管团队,以及基金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有时觉得热情高涨、非常激动、充满活力,有时也会疲惫不堪、担惊受怕、焦虑烦躁。所以,要提到我刚刚说的文化的重要性。我想要大家明白这是因为比尔和梅琳达太关心这项事业了。非常急切地想要我们能够带来改变,但并不是针对某个个人。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都要认识到,首先要管理的人是你自己。你可能要自我锻炼一下,如果我们的讨论很激烈,很苛刻,那是因为我们非常关心这个事业,我们非常关心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因为你惹了麻烦,或者要让你觉得害怕。我们也在努力改善这一方面,做得也很成功。我们跟员工谈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善待同事,并推己及人

腾讯一线:您提到了比尔和梅琳达,沃伦·巴菲特怎么样?他们三个,谁才是更好的老板?

苏珊:我非常幸运能够有三位老板,而且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举个例子说,你也知道,沃伦把基金会日常运营的权力交给比尔和梅琳达,所以我不常见到沃伦。但我每次见到他,他会像对待其他CEO那样对我,他会问我管理上的事情,比如有多少员工、账目、开销,就像对他所有其他公司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想象一下你跟沃伦·巴菲特坐在一起谈资产负债表。我经常开玩笑说沃伦很擅长抓利润,但我只负责亏钱,没有利润 。但是我可以跟他认真地谈论工作。我也的确经常跟他严肃地谈信誉管理、员工管理,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宝贵。梅琳达会问我有关文化的问题,她会问我基金会有多少女性员工。梅琳达会问我,基金会里对于女性和非白人员工的工作氛围如何。我们在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方面做得怎样,大家在基金会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领导团队做得怎样,新员工入职第一年的感受如何。梅琳达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有经验,可能会打破外界对她的认知。她对于文化、管理有很多考虑。她在微软就有管理经验,她读过商学院,但我并没有,所以我可以和梅琳达讨论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如何看待基金会的运营,她有非常独到的想法,对我很有帮助。比尔的话,我当然会和他讨论很多工作上的事,这也很正常。举个例子,我们正在尝试合适的方法,利用数据来帮助我们消除疟疾。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需要和同事一起考虑如何运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疟疾。我们要考虑如何利用数据分析,你能想到比比尔·盖茨更适合的人选吗?我希望用这几个例子,让你了解我多么幸运,能够拥有这样的老板们。

腾讯一线:您刚刚提到,基金会致力于找到根除疟疾的方法,在之前的年度大会上,比尔和梅琳达还表示了乐观态度,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彻底根除疟疾。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做些什么呢?

苏珊:我非常高兴你问到了疟疾的问题,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对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敬佩和重视中国以及中国的成就,尤其是全球健康的一项成就是在中国取得的,恰恰和疟疾有关。中国国内开展的疟疾控制工作非常让人敬佩。除此之外,中国还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点非常值得赞许。所以我们想挖掘中国对于疟疾的认识和积累的经验。第二个原因也是我跟比尔在达沃斯论坛一直在谈的问题。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到了抗争疟疾的最后关键时刻。那什么是关键时刻呢?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在消除疟疾上取得巨大进步,将疟疾致死病例从84万降到44万。疟疾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但坏消息是,从2016年到2017年,我们不仅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些倒退。我们在之前15年中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却面临倒退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发现,我们用来控制疟疾的一些手段和工具开始失灵。蚊子中的寄生虫可以战胜我们现有的工具,所以现在出现了抗药性。甚至对青蒿素这种重要的药物来说也是如此。另外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对根除疟疾的热情和资金承诺都在减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需要资金,来确保实现根除疟疾的承诺。所以我们开始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开展区域性控制工作,考察区域内有哪些疟疾高发地区,比如非洲和亚洲的高发地区。我们如何与合作伙伴一起找到新工具,特别是针对抗药性的工具,来维持驱虫喷雾和蚊帐的利用。还有就是我刚提到,我和比尔谈的如何利用数据分析。如果我们要制定区域性战略,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哪里是疟疾疫区,有哪些抗药性。我们要如何与合作伙伴一起部署资源,来非常严肃地解决疟疾问题。

腾讯一线: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其中,比如开发针对抗药性的新工具等?

苏珊: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振奋的一项工作就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合作创办了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中国对研发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投入。过去几年,我在中国听说了一个词叫“海龟”(海归)。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趣,我很喜欢这个想法,就是把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吸引回来,来对付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与中国合作,思考中国如何从研发角度作出贡献。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能够有效避免抗药性的新疟疾药物该有多好。如果新药可以克服抗药性,让寄生虫无法抵抗药物该有多好。我们对单剂治愈法很感兴趣。根除疟疾的一项挑战是病情会复发,治疗起来比较复杂。单剂疗法在应用方面很有优势,如果实施单剂治疗,病人就无需复诊,也不会有不遵医嘱的问题。中国有很多的科学人才和投资,我们希望这些人才能够帮助我们研发新的消除疟疾工具。

腾讯一线: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已经削减了对外援助。盖茨基金会要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呢?

苏珊:有一点大家需要了解,盖茨基金会不仅和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合作过,也与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合作过。所以在美国,我们是不站队的。我们和特朗普政府也合作,就像我们与往届政府合作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在海外发展援助和对外援助方面积极发声。我们对于削减对外援助很失望,但是很欣慰地看到在美国国会中对于增加研发投入和对外援助还是有很多积极的声音。放眼全球,我们不仅仅关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健康研发的最大助资国。我们还关注着一些新兴的助资国,不仅是中国,还有德国等国家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还有日本、挪威也正在参与到这项全球事业中来。就在昨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了性别平等声明。而且邀请梅琳达也加入进来,因为她也在性别平等方面有很强的领导力。我认为令人担心的地方是需要说服美国政府,让它明白对外援助对于全球健康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当世界更安全、更健康,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全球各国都认识到了对外援助的重要性。

腾讯一线: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了很多科技的作用和贡献。我想了解在疾病控制方面,您认为善心和科技哪个更重要?

苏珊:这两个我无法取舍。我是一个癌症医生,专攻癌症。你无法想象在我做癌症医生期间,世界发生了多少好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工具,有些工具的研发我也有参与,比如肿瘤抗体药物、靶向治疗、精准医疗,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治疗癌症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癌症病人没有被诊断出来,如果他们不寻求治疗,如果他们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如果他们不遵医嘱、不如期复诊服药,这些工具都是徒劳。所以一方面我们有科技、发明、创新,这些都是我热爱的。但如果没有另一方面的支持,这些都没有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包括教育、让病人感到放心、信任医疗。有足够的知识去问正确的问题、寻求正确的疗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全球必须有正常运作的医疗体系,然后我们要有创新的工具放到这些医疗体系中去。

腾讯一线:您的经历会启发很多年轻人。我听过您在辛克莱社区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您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如何背井离乡,与常春藤毕业生竞争。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注:缺乏归属感)。那您现在还会有类似的感觉么?您会怎么处理或克服这种感觉呢?

苏珊:那次是辛克莱社区学院的毕业演讲。我讲了自己“冒充者综合征”的故事,觉得非常有趣。之所以讲这个经历是因为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我知道很多中国学生也会背井离乡,到北京或其他城市。跟他们一样,我也会觉得孤独,没有归属感。还有我丈夫,他也是来自小地方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感觉像“冒充者”,才成了朋友。现在我根本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冒充者了。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在达沃斯,还是最近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在谈论女性问题。经常有人介绍我时说“Sue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CEO”,其他人会吓一跳,觉得很吃惊,没想到盖茨基金会的CEO是位女性。这可能和冒充者的关系不大,但有这么多人看到女CEO时还很吃惊这件事让我挺惊讶的。我不得不说,我非常高兴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女性领导者。现在,在中国看到女性CEO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想跟可能有“冒充者综合征”的中国学生分享的是,有一个经历让我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就是我意识到我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感到有点害怕,觉得自己是个冒充者,没有归属感,那就想像一下在你左右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腾讯一线:现在中国有个很火爆的词叫“佛系青年”,是用来形容中国的90后的。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生活很艰难,找工作、谈恋爱都很难。所以他们可能就放弃了,或者陷入到不断自我贬低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您会给这些中国的年轻人哪些建议?

苏珊:听到年轻人有这样的感觉我很难过。其实不仅在中国,在美国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感到难过是因为我没有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我总觉得不论发生了什么,我都能找到工作,并且快乐地生活。我没有过这种压力。

腾讯一线:您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成功的转型。是什么在激励着您不断找到人生的意义呢?

苏珊:可能在年轻人眼里,我有着很好的工作,成功的事业,而且每次我转型都好运连连。但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遭遇过的一个挫折。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例子。我当时刚刚结束癌症方面的培训。我想成为一名癌症流行病学家,就像侦探一样,调查人们为什么会得癌症。我当时报名参加一个研究项目,研究人为什么会得肝癌,当时中国的研究表明肝癌可能和乙型肝炎有关。当时这个研究还处于早期,大家刚刚开始怀疑肝癌和乙型肝炎的联系,当时疫苗也没有研究出来。我当时非常兴奋,以为可以去中国,参与这个研究。一切都顺顺利利。当时我在旧金山。我当时一心决定要参与,结果我的导师离开了那个大学,之前没有任何的迹象。当时我做研究员还有几个月就满一年了。我所有的研究肝癌和乙型肝炎的梦想都随着我导师的离开而破灭了。我当时很挣扎。我打电话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问我能不能回去读研究生,拿MPH学位,也就是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研究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因为我需要一个备选方案,我刚刚失去自己的导师。拿那个硕士学位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如果你单纯看我的简历,你会觉得苏珊的人生规划非常成功。她拿了医学学士学位,然后拿了硕士学位,从此职业生涯一帆风顺。其实我当时完全是挣扎着寻找出路,读硕士完全是备选方案,因为危机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我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也走了很多弯路,起起伏伏。有时候不得不采用备选方案,雪莉·桑德伯格不是写了本书叫《B选项》吗?我的B选项就是读硕士,最后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深吸一口气,想想下周可能会更好,明年或许就有转机。快乐人生的奥秘在于享受当下,不要光梦想明天,也要享受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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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baggio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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