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社会查控网 基本解决执行难

  深圳商报记者 包力 通讯员 王东兴

  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深圳市律师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国家智库报告”《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报告——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样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发布会并致辞。法学专家、律师及新闻媒体近百人出席发布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研究员代表项目组发布了评估报告。田禾研究员强调,这是该所首次对我国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专项评估,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及让社会力量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评估、监督等精神的重大创新举措,在国内开创了对执行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先河,有利于改变法院工作“自弹自唱”的评价模式,也有利于汇集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根本解决执行难。

  鹰眼查控网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巨大助推

  为深入研究执行难的根本解决之道,项目组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为蓝本进行了近一年的跟踪研究。深圳中院于2011年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并于2014年出台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实施标准》。

  项目组发现,深圳中院2011年以来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开展的执行工作,总体上具有以下特点:通过加大打击拒执罪、司法拘留、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等执行强制措施的适用力度,突出执行强制性,树立司法权威,有效解决规避执行、抗拒执行问题;通过鹰眼查控网和极光集约系统,加大信息化建设,拓展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查找效率,有效解决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的问题,提升执行质效;通过执行案件信息化流程中关键节点的公开和管理,推进执行工作公开化、规范化,有效解决执行人员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问题,堵塞执行中的廉政漏洞,发挥法院内部、当事人及社会对执行流程的多层次监督作用。

  其中,鹰眼查控网的创建、运行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巨大助推,这是深圳在全国首创的通过网络与各联动、协助单位互动,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进行查询和控制的信息化工作平台。其功能主要包括查控被执行人房地产、车辆、股权、证券、银行开户信息及存款,查询流动人口与出租屋信息、服刑地信息,实现手机定位、特定场所布控、口岸边控等。

  鹰眼查控网运行以来,被执行人财产五查(银行存款、房地产、车辆、工商股权、证券)率接近80%,还有近10%的案件进行了部分查询。实际冻结银行金额52亿元,实际扣划30亿元,查询到房地产585186套,控制27525套,人员查询17919条,查控种类从原先的4项扩展到现在的28项,周期也大大缩短,受理执行案件后3日内即主动查询。对于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的案件,深圳中院依法进行处置,6个月内结案的案件从2012年的72.59%上升至2014年的87.3%;人均办案数从2012年110宗上升至2014年的230宗;执行到位率从2012年的53.19%上升到2014年的54.98%;信访投诉率(案访比)从2012年的0.33%下降到2014年的0.15%。

  深圳中院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既定目标

  评估结论认为:一方面,《实施标准》从公正、效率和效果三方面确立实体指标,抓住了执行工作的本质特征、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对实体指标设计了具体指标项,标识出指标的正负相关性,明确了目标值区间,列明了核算公式及得分标准。总体而言,该标准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

  另一方面,《实施标准》的实践效果成效显著。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则依法予以处分,对于查实被执行人无财产情况,将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限制工商变更、纳入征信系统等信用惩戒措施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同时保证为终结本案件留足“回路”,一旦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可立即恢复执行。以上做法,均符合《实施标准》程序性规范要求。并且,各项实体指标总体呈现出良好态势,达到《实施标准》所确定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要求。

  深圳中院执行工作总体上而言,在程序规范和实体指标两方面,均已达到《实施标准》所确定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标准,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既定目标。

  推进解决执行难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评估报告强调,推进解决执行难,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对执行难要进行明确界定。执行案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情况是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另一类是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有财产可供执行。无任何财产的案件,经对深圳市抽样统计,在民商事执行案件(不含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占28%,对这部分案件无论采取什么执行措施都不可能执行到位,是当事人自身需要承担的商业风险或法律风险,不能归入执行难范畴。执行难应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的情况,表现为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转移或隐匿财产、逃废债务;法院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或出现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以及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等情形。

  二是要准确把握不同阶段解决执行难的重点。解决执行难,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上,使这部分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得到及时依法执行;同时,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必须要有严格的认定标准、规范的认定程序、合理的消化渠道,如通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解决,并及时对其中重新查找到财产的案件恢复执行。这也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要求。而要根本解决执行难,则还需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推进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建立健全破产制度、信用体系以及财产和人员信息登记制度,强化执行威慑,促进自动履行,并使确无财产的案件能够通过破产程序完全退出法律程序。。

  三是要理性地看待和对待执行难。如果把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都视为执行难,将会造成法院难以承受之重,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是难以解决的。对此,人民法院要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说明情况,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执行面临的客观现实,厘清哪些是法院职责所在,哪些是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所在。人民法院应当致力于解决自身存在的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不规范执行等问题,不断增强执行流程的公开性、透明度,避免因为个别法院自身的失范行为产生“100-1=0”的效果,以公开公平公正提高人民群众对执行的满意度。当然,还要形成完善的法律机制,排除各方面对强制执行的非法干预,破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营造良好的依法执行环境。

  (包力 王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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