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市场预期变化 提升宏观政策效应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宏观政策刺激效应呈现出成本递增但效应递减的运行轨迹。这虽然受到经济体内在运行规律的支配,但市场理性预期对宏观政策的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实施效应,并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成本。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稳增长压力继续增加,为缓和经济下行压力,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包括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在内的综合性刺激性经济政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发挥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市场预期管理在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应自觉管理并引导市场预期,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力,动态校验政策执行效果并实施动态微调预调。

□陈涛

文眼

在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经济诉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社会群体对经济态势与经济政策的预期已变得日益复杂。如何参透社会预期、把握不同社会群体的内心期待,进而管理好社会预期,对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新挑战。宏观管理部门在着力提高经济政策效力的时候,要密切注意市场主体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和反应。这里面有很强的博弈色彩,耐人寻味。

——亚夫

市场预期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外生变量

所谓理性预期,是市场主体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的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理性预期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于1961年提出,但在当时没有引发较大反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生效的隐含前提是,政府利用人们所掌握信息不对称,出其不意地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政府要赢得社会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要按既定规则和程序办事,就会被市场理性预期,政策实施效果因而被抵消。

虽然理性预期学派观点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上难免存在过于极端之嫌,但却不能否认市场主体理性预期对政府政策效应的现实抵消作用。以管理有效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经济学,在上世纪70、80年代带给发达经济体“滞胀”现象,不能不说是凯恩斯主义在微观经济基础上内在缺陷的结果,使得市场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市场预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外生变量,正逐步被各国决策层所接受。

显而易见,市场主体预期离不开有关信息,包括历史统计资料和有关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判断。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已获得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反应。这些市场主体反应,不仅对政府政策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可能会使政策目标落空。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加强预期管理。主要发达经济体重视提高政策选择与执行层面的透明度,加强与公众沟通,力图引导社会预期,以减少政策推行阻力,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我国市场主体也存在理性预期。1988年我国“抢购风”的形成主要是社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人人预防、人人自保”的社会心理形成,使得当时“价税联动方案”等价格改革措施尚未出台便胎死腹中。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材料泄漏,曾一度引发国内超市“食盐”抢购风波,表明社会公众预期具有巨大力量。这些情况表明,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力,也必须要注意市场主体对经济变量变动的预期和反应。

当前我国市场预期主要运行特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和市场总量迅速扩张,市场力量显著增强,市场分析深度与广度也有明显发展。市场主体不仅博弈政府经济政策,而且也会通过自主自觉行为部分抵消政府政策影响,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政策决策过程。因此,市场预期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已明显上升,应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市场分析预期与经济变量实际结果趋同。随着经济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我国市场专业机构经济分析能力明显提升,并与掌握信息一手资源的政府相关部门分析呈现出趋同发展趋势。特别是这些分析资料,在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微信上的广泛传播,显著提高了普通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知能力。

这些市场专业分析机构,有丰富数据库资源,与政府部门运用相同逻辑和理论,分析结果与政府大同小异,增加了市场主体对其的信任度。目前市场上权威市场分析机构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期与实际结果高度吻合。部分有影响力市场分析人士还一度参与政府经济分析座谈会。受市场影响排名约束,专业分析机构需要降低预期与实际偏差,因而会致力于加强分析技术挖掘和数据运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对于政府部门信息劣势。总体看,市场分析机构预期与宏观经济变量实际结果呈现出高度趋同趋势。

二是市场主体博弈宏观经济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内,微观市场主体与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决策主体。虽然政府决策具备影响市场主体的能力,但市场主体通过自身行为博弈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房地产领域市场主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最具代表性。2013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出现市场自发调整,住宅库存显著上升,市场销售明显下降。但因为房地产业调整关系到宏观经济稳定,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期政府不会袖手旁观,没有积极采取降低库存策略。

事实上,房地产业增长显著回落已经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8.5%,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8.3个百分点。受房地产业拖累,我国一季度GDP增长7%,创出6年来单季新低。因此3月中下旬,国家出台稳定住房消费政策“组合拳”措施,从土地供应源头调节到金融税收政策调整,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和刚性住房需求入市,一定程度上带动市场销售回暖。

三是市场主体自主行为抵消政策实施效应。理性预期学派指出市场主体自觉行为可能会抵消政策实施效应。事实上,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行为对经济政策效应的抵消作用已经较为常见。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原本是为了激励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但被一些市场主体利用,通过虚假贸易骗取退税资金。这种情况在2013年一季度表现非常突出。

在房地产调控领域也不鲜见。2013年国家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个人转让住宅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这原本为抑制住宅投资的政策意图,却被市场主体加价行为所抵消,政策出台后相当多二手楼盘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为缓解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金融管理部门也出台了多项积极政策措施,但政策实施效应未完全实现预期目的,市场主体自主行为抵消作用也不应被忽视。

四是市场主体对宏观政策决策过程具备一定影响力。政府决策基础是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市场主体反应。宏观经济变量统计来源于市场主体报送信息,这其中可能会存在未如实报送情况。微观市场主体反应,也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虽然政府决策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但被调查者和调查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部分市场主体可能会夸大自身经营困难,希望得到政府帮助。

这种信息反馈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数据挖掘和支持,很容易经过信息传递渠道传输,成为政府决策的主要信息参考,并对最终出台的政策产生间接影响。某些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也具备影响政府决策能力,以行业协会名义或派出代表参与政策研讨与制定的情况较为常见。当然,这种影响过程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关键是看相关政策是否能够维护多数行业或多数人利益。如果不能增进其他行业或其他人利益,那么至少也不会出现损害他人利益情况。

经济增长放缓更需重视市场预期管理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长期失衡累积矛盾释放的结果,也反映出过去我国出口导向政策遇到了巨大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扩大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难以在国内消化,需要出口到国外市场。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国外购买力急剧下降,使得国内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虽然2009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有效消除了宏观经济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但宏观经济政策副作用也非常明显,房地产业过度发展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急剧上升,增加了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风险。

目前,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增大也将制约经济增速。综合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存在合理性,也没有必要将其过度解读。但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阶段,各级政府更需要高度重视对市场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一是市场预期不符合政策引导方向可能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阶段,特别是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跌过程中,微观市场主体容易产生悲观和谨慎心理,难以积极响应政策引导,使得政府政策预期目标缺乏市场基础而落空,并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阶段,投资最容易出现收缩。虽然政府出台了多项刺激投资、鼓励投资政策,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依然持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

2015年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3.5%,较上年同期下降4.1个百分点。虽然受“三期叠加”因素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短期内增长前景预期整体还不乐观,主要表现在当前社会投资与消费倾向回落。2015年4月末,反映社会交易意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仅同比增长3.7%。

二是市场预期路径依赖可能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往往意味着旧产业退出和新产业发展。但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对部分市场主体而言就是经济利益受损。尽管都知道转型升级是新经济增长动力基础,也存在部分市场主体不愿意发生经济利益受损而消极作为,进而影响到当前宏观经济变量。

过去较长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变量表现不佳,政府刺激政策往往会及时出台。多次政策实践已经促使相当多市场主体形成路径依赖。特别是货币政策路径依赖尤其强烈。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阶段,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并不理想。但从这些年经济实践看,若宏观经济变量运行出现恶化时,市场呼吁货币政策宽松的声音最响,路径依赖已经是根深蒂固。由路径依赖形成的政策刺激依赖,通过市场主体和政府之间的不断互动实践而得到强化,原本由企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转变为消极等待,一定程度延缓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三是市场理性预期下非理性冲动将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实体经济冷,股票市场热”,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金融运行主要特征。传统上认为,股市是国民经济晴雨表。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并不意味股票价格就失去上涨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股票价格是未来预期的当期反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红利预期将构成股市上涨基础。但要警惕市场理性预期下的非理性冲动,股票指数短期内大幅飙升,恐将破坏股市稳健运行基础,值得高度关注。

应该看到,回顾人类历史上历次金融资产泡沫的产生,个体投资者理性预期下出现的群体非理性冲动,无疑是内在动因,深刻反映出投资者“羊群效应”的行为倾向。过去,为抑制房价快速上涨,过去国家曾连续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政策效果差强人意,市场主体的非理性冲动加剧了房价上涨压力。今年3月份国家出台稳定住房消费“组合拳”政策,如果市场理性预期演化并转化为非理性冲动,那么有可能会带动房价大幅上涨,增加房价泡沫化运行风险。这不得不值得高度警惕。

四是市场预期紊乱将增加政策执行成本。受制于信息获取不完全和个体分析能力欠缺,市场预期并不总是完全一致,预期分歧在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也是实现市场均衡的必要前提。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主流预期代表了理性预期方向,非主流预期通常不决定经济运行方向。但也不能排除市场预期紊乱的发生,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行为方向存在不可预期性。

发生市场预期紊乱的原因有很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是主要原因。现代政府刺激政策需要由多个部门共同完成,如果沟通不畅,那么难免会存在执行层面的相互牵制,增加了政策执行成本。现代经济专业程度很高,不同部门专业存在一定隔阂,相互之间若没有建立持续深入沟通机制,就有可能会引发市场预期紊乱。

引导市场建立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预期

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4月份以来,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迹象。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0.8%,3月为-2.2%,4月用电出现好转。虽然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20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万人左右,但主要是在前两个月月发生,3月份就业状况已经发生逆转,城镇新增就业较去年同期增加80万人,全国就业情况总体趋稳。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4月份PMI指数回升到50.1%,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生产指数为52.6%,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2%,与上月持平,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保持扩张态势;原材料库存指数回升,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库存回补动力增强。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政策回旋余地大,市场自主增长潜力不小,深化改革红利释放和新型城镇化将给予宏观经济有力支撑。但在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下,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嫌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政策刺激边际效应下降,这固然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约束原因,但市场主体预期不稳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前景预期不稳定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市场主体选择性忽视政策刺激措施,背离政策目标行事,并与宏观经济下行轨迹形成共振效应,明显增加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难度与成本。而稳定市场预期将有助于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可预测性。

可预测经济行为政策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可预测经济行为构成政策决策前提,另一方面是可预测行为也是检验政府政策效应的重要工具。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关键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出现政策基调的明显调整。政策基调大幅调整,容易让市场主体发生预期紊乱情况。

二是政府决策要基于大量深入调查研究。随着我国市场和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市场运行微观结构更趋复杂,不同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经济诉求。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诉求还存在冲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依靠指令付诸政策实施的做法,在新经济常态下面临新挑战。

同时,我国经济运行区域、行业差异增加,完全依靠一个政策解决所有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不现实。这些情况表明,现在政府决策信息来源渠道多样,决策信息的真实性更容易受到干扰,决策信息还存在相互打架甚至对立的情况,极大地增加了科学决策的难度,也更难评估政策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更要谨慎,必须要基于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具备去伪存真的能力,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政策诉求,确立首要政策目标。从政府决策实践看,各级政府比以往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决策科学性也明显提升。

三是适当提高政策透明度。适当提高政策透明度,让社会公众了解政策取向与目标,知道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公布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动员,在政策发布后增进公众沟通,有助于市场主体形成政府期望看到的预期。当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不是要将所有有关决策的信息向社会公布。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优势也创造价值。不当信息泄露和利用内幕信息交易,不属于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范畴。

四是动态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并进行微调与预调。政策具有生命力。僵化不变并不是政策应该有的特征。政府政策出台基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且政策也难以覆盖所有情况,因而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原本某些初衷很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就可能会走向政策反面。出现这些情况,并不是说政策错了,而是政策实施的环境变了。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行业差别大,加上过去政策法规不完善约束,出现政策执行受阻的情况较为常见。因此,要想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就必须要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动态检验,深入了解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每个环节、每个阶段的主要反映,如实将相关情况汇总分析并反馈给决策层,以便对执行过程中的政策进行预调和微调。

五是注重引导社会公众预期。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及在我国的普及与应用,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输与普及的距离。网上舆论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施加重要影响。政府需要对社会公众舆论有效引导,通过经常性的信息沟通与发布,让市场了解政策执行情况。对宏观经济变量和市场结构进行动态分析,以提升政府在社会公众中形象。

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并不意味着社会只有一个声音,关键是能够让政府声音占主导地位。主流媒体应配合政府政策宣传,发挥记者深入一线的优势,将真实有效信息反馈给社会公众,使得市场预期与政府政策引导方向能够形成共振。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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