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锦秋:对大股东主动赔偿应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海联讯7月18日公告,四名控股股东出资设专项补偿基金,补偿因海联讯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害的投资者,这是由大股东主动出资补偿投资者的首例。笔者认为,对于有关主体主动赔偿投资者的,应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耗时长、成本高、举证程序繁琐、投资者分散,最终获得赔偿的投资者比例有限;海联讯主要股东设立专项补偿基金,投资者可以极低成本获得充分的补偿,覆盖面也比较到位,值得鼓励。但目前对责任人主动赔偿的激励制度,却不大清晰明朗,若没有激励制度,责任人又凭什么主动赔偿投资者?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底《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督促违规或者涉案当事人主动赔偿投资者;为此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提出要建立先期赔付机制,由保荐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受损害的投资者作出先期赔付安排,然后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进行追偿,当然与此同时要建立先期赔偿的激励机制。

当前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之后获得赔偿是个现实难题,要鼓励大股东等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许可从减轻其行政、刑事责任入手。如果大股东等主动承担赔偿责任,应明确可以减轻或免除其行政责任。事实上,《行政处罚法》规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这方面有一定法律依据。另外,证监会主席肖钢在《积极探索监管执法的行政和解新模式》中建议,可以趁人大修法之机,在《证券法》和《期货法》中先行确立我国证券期货执法中的行政和解制度;行政和解是案件当事人协商达成和解,责任主体主动交出不当所得甚至付出更大代价,并将该资金直接用于补偿投资者所受损失。证监会对其权力范围内的案件,在行政和解制度下可以选择从轻处罚。笔者认为,行政和解等构想应该尽快推行,以鼓励大股东等积极赔偿投资者。

如果大股东等主动赔偿投资者,其刑事责任也应可以减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当然,目前法律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人积极赔偿是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还存在一些争论,但很多专家是倾向于认同的。笔者认为,证券市场更有其特殊性,无论是违规行为还是违法行为,这里面没有夹杂现实社会中的什么爱恨情仇,最主要目的就是图利,其对投资者的损害主要体现在利益损害,证券违法违规者只要落实其赔偿责任、大可从轻刑事处罚。

当然,为鼓励大股东等主动赔偿投资者,目前退市制度在这方面也提出一些优惠政策,是否恰当值得讨论。《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规定,因信息披露违法被暂停上市的公司,在交易所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决定前,全面纠正违法行为、及时撤换有关责任人员、对民事赔偿责任承担作出妥善安排的,公司可向交易所申请恢复上市。也就是说,今后像南纺股份这样连续多年财报造假,即使构成信息披露重大违法从而暂停上市,也可在赔偿投资者基础上恢复上市,笔者认为这并不妥当。

目前退市制度制订了一系列公司财务状况的强制退市指标,包括公司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审计意见类型等,假设某主板上市公司已经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值、由此暂停上市;第三年净资产又为负值,此时按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理应终止上市,但是第三年它通过造假使得净资产由负值变为正值,从而可以恢复上市。当然,恢复上市后其造假行为被发现,此时按规定需要暂停上市,但有关主体主动赔偿投资者,又可恢复上市,如此有关主体就会创造出以造假和赔偿来规避终止上市、谋求保留上市地位的做法。考虑到目前A股市场上市资格蕴含巨大价值、卖壳获利颇丰,如此机制显然不妥。

总之,有关主体主动承担重大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理应有所鼓励,但这种鼓励应主要是弹性确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在法律框架内是允许的;而不宜对主动赔偿者设立退市方面的鼓励政策,因为上市、退市是交易所的刚性规则,不能以破坏刚性游戏规则这个巨大代价、来换取有关主体的主动赔偿。

作者为资深经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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