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1965年,钱穆突然向倾注16年心血的香港新亚书院辞职,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这一个谜,借由钱穆新亚时期的弟子、《中国经济史》一书记录整理者叶龙先生的讲述,得到了详尽补充。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钱穆88岁高龄出版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他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一句淡淡带过。

  但实际上,叶龙老先生告诉深圳商报记者,钱穆先生之所以离开新亚,其根本原因,既不是英文水准低的问题,也不是不屑于殖民地行政模式的干预,而是新亚书院内部的复杂人事纠纷。眼见“新亚精神”渐渐变质,一切与“平日怀抱的做人理想不符”,钱穆无力回天,终于灰心离去。

  “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得自钱穆

  新亚之变,要先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说起。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叶龙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叶龙说,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放弃退休金,辞职以示气节

  然而,正是钱穆力主的中国人校长李卓敏,在中大正式合并之后,与他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

  叶龙回忆说,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

  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

  晚年,钱穆回忆这段时光,曾万般无奈地写道,“(我)与富尔敦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

  1965年,钱穆提出辞呈。“李卓敏对他讲,如果辞职,便无法补发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薪水,如果退休,则可以补领薪水,还能领一笔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 叶龙说,但钱先生宁可放弃大笔退休金,也要辞职以示气节,念及他晚年凄凉,实在感慨良多。

  9年后,余英时从美国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时,遭遇“改制风波”,其实正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

  余英时曾对“改制风波”有一番评价,也可看做钱穆离开新亚的一个脚注。他说:“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不管是钱穆辞职,还是余英时后来的抗争,背后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争执。

  钱穆当时“腹背受敌”

  更糟的,是来自新亚内部的排挤。

  学者罗慷烈是钱穆在香港的唯一挚友,两人数年通信达80余封。他曾对叶龙提及,“钱先生在中文大学受到排挤”。

  起初叶龙还不信,“上世纪50年代,钱先生多次对我说,退休后把新亚院长之位传给唐君毅。后来他发现唐私人门户之见过重,任人唯亲,最终连副院长都没给他,还把当时刚从台湾教育部门离开的学者吴俊升请来,接自己的班。为此,唐君毅一直耿耿于怀。”

  再加上,二人学术思想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唐君毅自居‘唐派’,他一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韩愈,传到我老师熊十力,下面就是我唐君毅。钱先生却认为,孔子的学问谁都可以学,为什么一定要分派别、分门户?”叶龙告诉记者,钱穆辞职以后,唐君毅掌管新亚研究所。叶龙说,“凡钱先生的学生,一概炒鱿鱼;凡钱先生的意见,一概反对;恨不能把‘新亚书院’变成‘唐君毅书院’。”

  叶龙也因此成了“炮灰”。1968年,他和另一位钱穆的学生王兆麟被裁员。因为唐君毅刻意为难,一直没有拿到中大学士、硕士学位(注:此前新亚的学历不被香港政府承认),无处觅职。

  “钱先生最没想到的,是他请回来的副院长吴俊升,为了取而代之,暗中和唐君毅联合排挤他。”叶龙感慨,一派搞政治,一派搞学术派别,钱先生左右掣肘,十分难受,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叶龙还记得,1966年,钱穆虽然已辞职,但还住在香港沙田。听说叶龙为了学位一事找唐君毅理论,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托人带话给叶龙。

  “钱先生偷偷对我讲:‘我老了,他们欺负我,我没有办法,你吵吵也好。’”这是叶龙第一次从钱穆口中证实,他离开新亚最婉曲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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