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实录: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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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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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3月22-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腾讯财经全程直播。

以下为“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单元实录:

韩俊:请大家抓紧就坐,我们讨论马上就要开始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主持我们第三单元的讨论,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刚才张高丽副总理透露,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总体方案,他提出希望与会代表多提出宝贵意见,今天我们这一单元的两位发言嘉宾,一位是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一位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中尾武彦先生。楼继伟先生自2013年3月份成为中国的新财长,中尾武彦先生是2013年的4月成为亚行的新行长。他们二位在过去3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在财政领域和经济发展领域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两位在他们新的职位上都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下面首先有请楼继伟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楼继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有的还是我的老师呢,所以我有一点紧张,特别是上午张高丽副总理发言,讲了五个方面改革的任务,专门有一条是财税改革,而且其他四方面的改革都跟财政有关,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多的题目我也很难讲,我就想集中在财税改革的某一方面来讲一讲,今天这个单元的题目是“财税改革和发展转型”,我先重复一下张总理讲的我们的发展转型。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采取简政放权的做法,而不是大规模的用财政刺激手段的做法来对付相对低迷的经济环境,目前看效果是不错的。他刚才已经给大家报告了一些数字,我们已经减少了多少行政审批,今年还要继续减少,确实这些做法带来了效果,焕发了市场的活力。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因为中国过去在这些方面也有教训。中国过去也是放权,放权之后出问题,然后再收权,收权之后又僵化,然后再放权,我们自己叫做放乱收死的循环。如果熟悉中国经济历史的大家就可以数出来一共有多少次,不下10次以上。这次会不会呢?我觉得出现这种循环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过去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者改革开放早期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实际要求中央计划经济,就是中央计划部门知道所有的信息和需求,掌握所有的供给,然后分行政层次下达指令,按照隶属关系去执行,那么结果假设条件是要求这个中央计划部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实际上做不到,做不到经济就僵化了,然后就是要放权,让下级的行政部门都有权力,结果打乱了所谓综合平衡,然后没有办法再收,现在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小了?98%以上的价格已经放开了,企业自主决策了,现在问题是政府还是拿着很多本来应该由市场去决策的权力,把这些权力放给市场,市场会去出清的,这个价格是自由的。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过去那种放乱收死的循环,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我们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不要忘记,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还有一句话,叫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们的放权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这些审计权要放给市场,大部分完全没问题,要做下去。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如何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来确定管理责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方面如果放权做得不好的话,也可能出现放乱收死,当然其危害不会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么大,我们应该减少一些弯路,这样就是一个实际上跟财政改革相关的问题。张高丽副总理讲到了财税改革三个内容,一个是预算的规划和公开,另外是税收的改革,第三是中央和地方管理责任和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我不可能把三方面都讲,我刚才讲的问题实际是和最后一个改革任务相关。

首先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放给市场的权力坚决要下放,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按照三中全会的一些要求,我做一些理解,我认为有三件事情要做好,三个要点吧。

就是应当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划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要点就是政府管理方式如何便行,特别是公众参与和透明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政府在减少管制的时候,如何从事前的审批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就是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不愿意用更多理论,我想举点例子。

第一个问题,政府的职能如何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划分的问题。我们就讲讲雾霾,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实际是一个跨区域性的外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用燃煤造成的,一个是汽车尾气造成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汽车在全国到处在生产,还在进口,如果它的尾气排放标准不达标,在一个地方会创造GDP和税收,但是是卖到全国各处,就会影响全国各处的大气,造成雾霾。同样的例子,油品也是一样,燃煤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审批权都放给比如说市政府、县政府,那么他可以说他生产汽车并不关心这个车卖到全国各地造成的尾气的危害,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一个全域外部性的问题应该由哪级政府来管,其实洛杉矶有个很好的例子,洛杉矶在40年代就发生了雾霾,最后很到科学家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燃煤和尾气,在洛杉矶自己没有什么电厂,也不生产汽车,也不生产汽油,是其他地方生产卖到他这里来的,他们做了很多的斗争没有结果,最后污染造成了美国像纽约、华盛顿都污染了,这时候人民觉醒了,1960年把国会包围了,然后出现了一个法案,联邦环保署成立,是个联邦机构,因为在此之前,底特律的那些汽车制造商、德克萨斯那些炼油厂们都在国会,不愿意提高成本,这时候有这个环保署在全国执法,甚至包括进口,经过40年努力洛杉矶终于空气达标了。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不是什么权都应该放的,全域外部性的问题应该谁来管就是谁来管。我们国家是缺水的,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地方的城市为了造景,把水到处截流,我们看到下游在干枯。那么水利的问题是个全局性的问题,假定在一个省内影响整个省内的生态,这个事情应该是省里管,不能放到县里管,他会让临县没有水的。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不是什么政府的事情都能下放,要看一些原则,这是第一个,政府间如何划分它的职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公众参与。我们看到下放权力的时候,有的市政府把规划权下放给所属区了,这个区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培训,但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如何使规划符合实际,符合城市长远的发展,我们发现透明度不够,公众参与不够,应该是公众参与把它公开,使得开发商们有准确的预期,有时间表、有路线图,公众的参与使得规划回归科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城市都是建造一个一个的开发区和住宅区,住宅区就是封闭的院子,空间利用率满非常低的,交通是非常臃肿的。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怎么透明,让公众参与,这个过程是给开发者市场一个预期,同时也监督政府。

第三个问题,如何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我认为在中国我们金融业可能走得比较前一点,他们定了一些规则,这个规则是透明的,按月、按季考核,我们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部门还没有做到这样,基本还是靠审批,当然金融他们定的规则是不是都合理,需要不需要改善,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罚款,违规特别造成公众利益严重损害的这些惩罚不够,应当使得让这些企业得到足够教训的惩罚。这些实际是发展转型,很多是财政的问题。三中全会一共60节,第19节专门讲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责任的划分的问题,这就涉及这个事儿,前两个给我们提出了任务,一个是预算的规范和公开,一个是税制改革,我们在积极推进。第三个问题更大的程度上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三中全会的目标。我想用几个例子给大家讲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有些刚才高丽副总理讲的,有的凝聚共识,有的试点现行,然后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才会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把财税改革的各个方面给大家都介绍,我讲一个方面,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谢谢!

韩俊:谢谢楼继伟部长。下面有请中尾武彦行长演讲。

中尾武彦: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是我作为亚行行长首次参会,很高兴能够跟楼部长一起作为发言嘉宾参加这个环节,楼部长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已经相识一段时间,在中国我们开展过很多财政事务的合作和讨论。我们认为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财政这块也是面临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的决策需要来做。

这个月中国的人大也是作出了一些指示和决定,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经济政策维系了中国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种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是说永续的,所以我们在继续方面需要赶超,另外在劳动力的剩余方面,农村地区可提供的转移劳动力在减少,另外我们要有更好的投资,我们看到投资和工业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生态的问题,这都需要新的发展模式,三中全会上他们也是意识到了这样的挑战,所以经济增长应该从重量更多的转向重质,所以显示了政府能够更好的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另外这个决定是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明确,讲到一定要深化改革。政府要促进市场体系的培育,同时划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的进行私营部门改革,同时更好的弥合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时更好的保护环境,领导人也是给市场赋予了资源配置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这样的决定将会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同时使国家能够更快的向高收入国家转型,实际上全国人大已经允许私营的资本能够来投资一些公共部门的项目,比如说在电力、公路、铁路,还有公用事业方面,都允许私企的进入,另外市场职能的提升,同时也要配套政府治理结构的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社会事务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更好地促进市场有效性,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些问题。我们超前看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要采取结构性的改革。这些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更难一些。

我们在今年早一些的时候,曾经习主席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讲到了,要进一步落实政府的深化改革的举措,为了加强政府的职能转变,使得发展能够更加可持续、更加包容,我们必须要有税收的改革,还有公私合营、地方政府财政的稳健性的调整,还有其他配套的改革。张高丽副总理以及包括楼继伟财长,今天都已经就这些重要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这儿我想从我的角度发表我的看法,首先我想谈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改革。

很高兴能够看到《决定》强调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营造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环境等方面,政府职能将更加的突出。《决定》同时也要求增加社会支出,满足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要实现以创新促增长,进而转变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就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还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全民医疗和养老金。

要为上述提到的举措筹集足够的资金,就需要通过调整税收体系来增加财政收入,我就想建议以下的六项原则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的,第一保证充足性提供必要的资源,第二实现公平性,第三简单性,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利于缴纳和征收,第四中立性,避免干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五激励性,也就是调整外部性,鼓励调整必要措施,第六是要有前瞻性,需要预见未来的社会经济的挑战。比如说人口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基于上述原则我在此提出四项具体的税收改革措施,其实政府本人已经就这几个方面在推进他们的改革,首先有必要提高税收在GDP当中的比重,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22%,但是与经合组织成员国34%的水平相比,中国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包括设立新的税种,提高税收征缴率和征税的执行能力。第二是促进公平,中国在提高累进个人所得税所占比例方面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目前个人所得税仅占地方和中央税收总和的6%。征税的基础目前仅限于工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有所的扩大,同时对于资本收益、房产、遗产和赠与财产征税,也将有助于中国建立更具有累进性的税收体系。第三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税基,这将提高税收体系的中立性和简单性。在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将提供公平稳定的收入来源,为成本日益上涨的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第四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人大也已经批准了相关的税收改善的计划,第四是税收体系应该能够应对环境改善,我注意到中国在持续推进资源税的改革,也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因此还应该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与环境污染相关的产品,比如说石化产品,纳入征收的范围。

我想说的第二点关于地方政府财政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公共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财政是尤其重要的。地方政府在目前占据了全国总支出的85%,但是他们的收入却不到全国总收入的50%。当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无法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会转向预算外资金,导致地方债累计。从2010年开始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增长了67%,尽管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占GDP的30%仍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过快的增速仍然让人担忧。此外有将近40%的负债是由不透明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融资平台规避了《预算法》当中关于地方政府举债的禁令。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导致的诸多问题,中国应该确立适当的监管和规范的机制,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审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分配,以便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保证地方政府拥有充足的收入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有以下几种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是要强化地方税种,比如说房产税。第二关于教育、医疗、养老金等社会服务方面,除了扩大中央政府的支出职责范围以外,还应该增加中央政府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此外地方政府应该增强举债融资的灵活性,比如通过引入市政债券,当然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城市推开了这样的一些措施,六个城市进行了试点的措施,与此同时应具备有效的债务管理和监督机制,避免地方政府因疏忽造成举债过渡。同时,在说到公共财务的时候,我也想谈谈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问题,既然和公共财政改革关系有关,我想谈一下公私合营的作用。中国从1990年到现在开展了一千多个公私合作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交通、能源、水管理领域投资了9万亿人民币。公私合作可以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更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务,公私合作可以改进公共项目的采购、实施,可以帮助中国地方政府从服务供应方转变为购买方。当然公私合作的确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风险和潜在的财政成本,当地方政府在公私合作模式下向私营合作伙伴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时候,政府就放弃了这部分收入,此外公私合作会带来获有债务。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中有许多公司性质合作的失败案例,风险分配机制缺失、项目准备不充分等等一系列因素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我想强调的是公私合作项目并非是万灵药,应该对它们加以设计,妥善的实施,而不应该成为将支出转移到预算外支出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应该将它视为更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也就是所谓的SOE改革。要允许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规范市场秩序,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重要的一环,不仅如此国有企业改革还与公共财政密切相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补贴低效的国有企业,导致财政支出过于宽松,消耗了政府的潜在收入。在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创造了60%的GDP,提供了80%的新增就业岗位,但是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仍由国有企业主导,有些私人投资受到挤压,主要的银行也属于国有性质,所以国企占据了大多数的贷款资源。因此,我们应该允许私营企业和国企的公平竞争,这点与融资渠道尤为相关,虽然中国在开放金融领域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金融资源仍偏向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具有包容性的金融体制。

最后我想说,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协助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准备制定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十三五计划,尽管面临很多挑战,中国仍然具备比较优势,就是可以学习成功和失败的国际经验。亚行可以帮助中国从其他国家改革当中获取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有必要尽早实行这些改革。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所言,“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如果现在不迎难而上,那么中国日后面临的挑战会变得更加的艰巨。

谢谢!

韩俊:刚才中尾武彦先生讲他跟楼继伟先生是老朋友了,我的理解是作为老朋友毫无保留的代表亚行就中国的财税改革提了一揽子式的建议,我估计他的大部分建议都在楼部长的考虑范围之内,下面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还可以提5、6个问题。罗奇先生第一位,您第二位。

罗奇:楼部长,您刚才非常精彩的介绍,最基本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政策的改革设计应该是让市场扮演更决定性的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也会主导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走向。我还是觉得政府仍然还坚持要设定这样的增长的目标,在我看来这仍是由计划经济性质的,由国家来确定的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的目标,对您来说,如果说在设计财政政策过程当中,用一个大致的预测来取代这种增长目标,对您来说是不是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一点,也就是说可以以更透明的方式来了解增长的挑战,同时确定相关财政计划的过程当中确保未来更好的稳定性。谢谢!

楼继伟:谢谢,罗奇是我的老朋友,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实际这个问题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已经在改了。我们去年GDP增长虽然达到7.7%,但是你看到去年年中和去年年底李克强总理在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有一个底线,就是就业。”我们当时就业要完成1000万新增城镇就业,而我们去年实际完成了1310万,我们有一个上限,就是物价水平不能超过3.5%,实际我们去年物价上涨是2.6%,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多一点少一点不是重大问题,在去年年中和去年年底,或者说是今年的人大会报告的时候不能这么说,今年我们确定的增长目标有三个:一个是就业,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GDP增长率,都是用的“左右”,而且强调前两个目标,就说明我们正在转变增长方式。

提问:我来自德意志银行,我的问题问楼部长,您刚才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就是关于污染外部性的问题,包括碳排放外部性的问题,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政府的行政层面可以通过经济上的手段减少政府层面的压力,比如说经济的激励措施,我想问的是在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过程当中,如何使用经济的手段,比如说污染治理方面,比如说用碳排放的交易手段来减少行政层面的压力。我想这么做是有机会的,我想问问您,您会怎么样平衡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两者间的关系。马俊之前也提到了关于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听听您的战略性的考量。

楼继伟:这个问题我们有一部分计划,比如说刚才中尾武彦行长已经建议了,实际上我们有计划,我们是要改革我们的资源税,我们还有污染税、环境税的考虑,环境税恐怕需要有大立法。另外,在环境税中我们逐步要增加对排污惩罚,实际上对排污惩罚的税,可能要先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排放方面的惩罚,碳交易是我们一个考虑的方向,但是您不要忘记能够进行碳交易在于行政上有严格的执法,要知道哪一个电厂,严格测度他排了多少碳,要知道这些才有可能交易,所以我刚才说过了,这种全域外部性的问题没有合理的政府职能,在不同级别政府职能上的分配,没有严格的行政手段去测度、去惩罚,就不可能有碳交易税。

提问:谢谢!首先非常感谢楼部长,讲的非常全面,我有一个问题,你提到了洛杉矶的例子,目前中国城市的版图在非常快的扩张,而且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这会不会说中国的城镇更多的会像洛杉矶这样的模式靠拢呢?洛杉矶我们看到城镇化率从50%增加到70%,这样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城镇化率从50%上升到70%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会更像洛杉矶还是会更像哥本哈根,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税收收入的政策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刚才讲到的环境税、资源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方面怎么从财政手段支持?

楼继伟:如果说到城市模式的话我更倾向于哥本哈根,洛杉矶开始时候是很放任的发展,然后重新集约化的时候就很难了。至于说地方税收的问题,实际很重要的税收是房地产税,这个税在三中全会上已经说了,要加快立法进程,适时推进改革,现在立法是在全国人大,我们财政部会积极配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于地方债务我们是两个考虑,首先地方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样,中央政府有宏观责任,所以根据商业景气,有时候要盈余,有时候要赤字,我们是根据这个要求进行发债,平衡或者赤字,然后发债融资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职能,那么他是不是可能发债呢?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有一个平衡问题,如果都用当年的收入解决基础设施使得后一代人更多受益的话也不太公平,所以可以发一部分债,但是要严格控制,我们有这方面的设想,类似于美国市政债的设想,但是要严格控制。

柳传志:楼部长是有名的改革思想的官员,我想提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咱们国家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的增长,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继伟:我也给你鼓掌!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了。实际上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可以说05年、06年到07年,我们实际经济都是比较过热的,然后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给我们造成暂时的冲击,然后我们又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我们经济很快又热起来,使得我们的PPI,就是出厂的价格比较高,PPI指数超过CPI指数的,而我们的税收基本是间接税,就使得我们的税收增长非常快的高于GDP的增长,但是从去年开始,PPI环比是负的,今年1—2月份环比仍然是负的,这就使得我们的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大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今后我们更加重视增长质量,更加注重环境,而不是大规模的通过财政刺激去投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产能过剩。因此,我没有你那么乐观。

菲尔德斯坦:这个问题是提给楼部长,我们在过去一直谈的一个目标之一,就是要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工资水平的提升可以一部分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要把高的居民储蓄率降下来,昨天我们也看过有一个研究,中国的居民说他们对于未来健康卫生的成本很担忧,所以他们很顾虑,不愿意把现在的钱花出去,把他们的储蓄花出去,所以我觉得更有效的方式是有一个私营部门提供的保险,来确保他们能够有保障,然后放心把这个钱花出去。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这块有考虑,政府是否会提供一些税收的刺激手段,来鼓励一些新型的保险制度的推出,更好的来保护个人、居民。同时也能够把更多的储蓄释放出来做消费所用。

楼继伟:您说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增加消费的问题,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强调过分。我们还是要保持比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同时转为比较强劲的投资,因为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非常快,如果在今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很好的增加国民财富,很好的积累有效产能,十几年之后我们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消费率会不断的上涨,那时候未富先老的问题就会很大。所以,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

第二,要不要使得人民群众都能安定,能够消费,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讲到的,社会医疗保险我们怎么完善,公立医院怎么改革,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鼓励商业性的保险,我们已经出台了像职业年金这样的一种制度,职业年金的制度有,但是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EET的鼓励模式,第一个E是免税,就是企业和个人交企业年金的时候免个人所得税的。第二个E投资的时候是免税的。第三的T是领取的时候是交税的。我们下一步考虑为那些不在企业任职的人是不是引入EET,鼓励他们进行商业性的保险,但是不在今年的计划中,今年的计划我们设了很多很多了。

谢谢!

提问:两个发言都非常的精彩。刚才我们的讲话中提到了这种负的外部性,所以需要来设计政府的职能还有税收的一些政策,那么来讲环境的外部性这块,我们看到除了环境之外还有其他的负外部性,我们在危机后看到有这样的认识,有很多的投机的活动,可能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多的成本,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负的外部性,在我们谈到的金融交易税这个点上,我们认为可能它的推出能够稳定金融的交易,在美国我们还有资本利得税的调整,它的提高是可以来抑制短期过多的投机行为。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税种在中国的税制改革里会不会考虑进来?

楼继伟:您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这个问题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有两个条件,如果引入资本利得税我们首先要改革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刚才中尾武彦行长已经讲到了,我们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有薪酬收入部分是按累进征收的,那么三中全会有个计划,要把这个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成综合征收,提法叫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实际综合分类相结合就是综合征收,就是把个人所有者收入都算作应税所得,然后作出一定的政策扣除,实行统一的累进式的征税,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比较方便的引入资本利得这方面的征税,我们的国情和其他国家还不同,这项改革也是在我们计划之中,但是不在今明两年。您说到的交易税,我们是有的,我们叫印花税,现在已经很低了,而且这个税在社会上的诟病很大,我们也面临着压力,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说,这个税的高低实际并不影响这个市场有多大的投机性,税高的时候这个市场照样投机。所以简单的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来说,我们倒不太愿意用这个税。

谢谢!

韩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只能到这儿结束了,作为主持人我感觉卢迈给我们的时间太少,我们以热烈掌声对两位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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