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达沃斯缺少硅谷式革新精神

北京时间1月23日早间消息 据《金融时报》报道,上千名公司总裁、各国政要、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和媒体人再次聚集在瑞士达沃斯,讨论如何更好地改变世界。利益相关方讨论如何最好地将商业与社会结合起来,世界经济论坛仿佛变成了全球议会。

世界经济论坛的讨论是渐进式的,通常会忽略即将到来的危机。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掌门人克劳斯•施瓦布却很聪明地进行了改进。通过邀请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来达成共识,世界经济论坛化解了20世纪90年代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2008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经济论坛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来消除矛盾。

但问题在于,尽管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会举办各种聚会、对话,达沃斯仍然给人感觉过于“老成持重”。对于要重塑世界的科技公司来说,革新的刺激可并不在于同现有状况达成妥协。就像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所说的那样:“相比加入海军,做海盗才更有趣。”

当婴儿潮一代在达沃斯展开辩论,引述他们孩子告诉的信息时,硅谷文化对于那些被疏远的千禧一代更具吸引力。相比政客们在瑞士山谷里达成妥协,硅谷象征了更为青春的梦想。

以比特币为例,相比借助资本、流动性标准和更多规则来救助银行,何不让一个不知名的黑客设计的数字货币来重塑全球支付系统?

相比这样大胆的想象,参加达沃斯年会的联合利华、百事等跨国公司正在小心翼翼地与非政府组织携手,检查供应链,节约用水,使他们的加工食品更为健康。因此,达沃斯年会的嘉宾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

科技本身也面临着可信度的问题。政治家已经将矛头对准了谷歌和其他公司,指责他们逃避税收,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活动。那些承诺用技术争取自由的公司已经成为了政府的监督目标。

但是,身穿帽衫的科技公司亿万富翁,仍然会让西装革履的企业高管感到压力。根据公关公司爱德曼进行的一项年度全球调查显示,79%的人表示他们信任高科技公司,而能源集团和银行的信任度分别为59%和51%。这样的状况将帮助科技公司得到想要的资源。2012年,科技公司和风险资本家迅速行动,打退了美国遏制侵犯版权的一项立法。硅谷人战胜了传统的电影和音乐公司。

硅谷有时候还有想出一些割裂与政府关系的创意。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曾提议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建立实验中心,用新的法律来管理创新研发。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希望打造离岸漂浮式社区,来“为政府和平地验证新的想法”。

尽管这些想法听起来非常疯狂,但我们不能指责这些充满野心、对未来怀有愿景的硅谷人,这也是植根于美国移民文化的传统。无论创意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探索未知要比无休止地争论旧秩序更具吸引力。当通过Facebook或Snapchat连接在一起的千禧一代苦苦寻找工作,背负家庭重担的时候,硅谷为他们吹响了号角。

对于依靠达沃斯共识的企业来说,危险在于这种共识可能会转向不利的趋势。根据爱德曼的调查,尽管人们认为公司要比政府值得信赖,但许多人仍然希望加强对企业的管理。英国人希望加强能源行业的管理,德国人则希望政府强化管控金融业,中国人则要求有更严格的食品安全准则。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最初将矛头对准了银行业,但不满情绪很快蔓延。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发起了一项活动,反对各个行业的“破损市场”,指责大企业进行价格欺诈。

私营企业为何要处于防守态势?这个问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很少有行业可以像银行那样得到救助,或者享受类似的安全保障。经济衰退打击下的消费者不喜欢涨价,但这些压力将随着经济恢复增长得到缓解。公共政策则将经济困难的大部分原因归咎于年轻人。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未来是开放的。企业是否会效仿银行的路径,陷入监管及政治纷争?还是说可以走上硅谷式的道路,得到信任,并且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

传统企业可以从硅谷学习到两大经验,首先便是要学会推销自己。相比能源供应、食品或药品,各种应用程序确实看起来微不足道。正如比尔•盖茨曾说的,疫苗和儿童营养问题要比在贫穷国家打造互联网更为重要。但是,互联网公司往往是完美的演说家,不断强调自己的重要性。第二大经验是要与客户直接沟通,而不是简单地关注政界或者“公民社会”。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得到政界和社会的认可,并且达沃斯式共识将随之而来的话,是时候要改变这样的想法了。(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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