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只要欧洲各国结构性差异未得到解决,欧洲将不断出现危机。央行的种种保证,无一能解决根本性失衡

斯诺:别指望危机不再发生

约翰·斯诺(John Snow):美国著名私募股权基金赛伯乐(Cerberus)公司董事长、美国前财长。

美国著名私募股权基金赛伯乐(Cerberus)公司董事长、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John Snow)经常来访欧洲。近日,通过赛伯乐的视频会议系统,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斯诺早年曾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曾在大学任教和在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多年在交通领域工作,曾任美国助理交通部长和美国最大铁路公司之一——CSX公司董事长。

斯诺2003年-2006年任美国财长。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小布什的减税计划、社保体制和税制改革,被称为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头号“推销员”。在几十年内,就主要经济指标而言,斯诺任财长期间美国经济表现之好,仅次于鲁宾(Robert Rubin)时代。不过,斯诺离任后刚一年,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斯诺今年73岁,笑容可掬、仙风道骨,说话铿锵有力、清晰简洁。我们主要请教他对欧洲形势、美国对欧战略、欧洲投资机会等问题的看法。而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斯诺任董事长的赛伯乐收购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引起很大反响。欧债危机后,赛伯乐在欧洲已有大笔投资,且仍在伺机而动。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从欧洲转向亚洲;但对斯诺等美国顶级金融家、投资家来说,在风雨飘摇的欧洲,也许好戏刚刚上演。

欧洲靠自己

财新记者:早在欧元启动之初,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等美国知名学者就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未来深表怀疑。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尤其是欧债危机之后,你对货币联盟有何看法?

斯诺:单一货币是否能发挥积极作用,增进欧洲福祉,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许多人对此有怀疑。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她说她很同情欧央行的处境,即设法调和德国与希腊等国家的不同需求:德国需要高利率,给储户更多回报,而希腊等低增长、高失业的国家需要降低利率。这就是目前单一货币面临很大压力的原因。

我认为单一货币能生存下去,但需要一系列变革。欧洲领导人正致力于夯实单一货币的基础,欧央行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承诺将支持欧元。这当然间接支持了欧洲各国政府。但欧元区根本问题仍然存在,即各成员国生产率和竞争力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国间经济失衡。在相同汇率水平下,德国经济较为景气,其他国家却缺乏竞争力。提高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需要财政紧缩,但其代价高昂:经济增长很慢,失业率高企。

我们所有人都应继续希望欧洲的实验能最终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和平、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的欧洲不仅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财新记者:欧元区外围国家主权债收益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你是否担心这些国家推进改革的意愿会因此减弱?

斯诺: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有些国家失业率太高,会导致社会动荡。随着社会不满情绪增强,新领导人可能出现,带领这些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目前有关国家领导人决心维护单一货币、削减赤字。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经济复苏太慢,失业率太高,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会把欧洲政治引到危险方向。这实在令人担忧。

财新记者:目前欧洲有关紧缩与增长的争论很激烈。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斯诺:欧洲应继续推行紧缩计划,缩小公共部门,以提高竞争力。但仅此还不够,欧洲不可能单靠紧缩就实现繁荣,还需要促增长政策来配合财政紧缩。欧洲需要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以提高欧洲外围国家的生产率,这样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财政紧缩应与结构改革、促增长同步进行。央行在通过货币政策帮助财政调整方面,可能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财新记者:在财政紧缩的同时,欧洲应如何刺激经济增长?

斯诺: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欧洲很多国家现行政策会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至于哪些因素会阻碍生产率提高,熟悉本国经济的欧洲领导人比我更了解。与欧洲领导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深知问题所在。

2002年-2004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清除了一些影响德国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德国经济竞争力比2000年有了大幅提高。其他欧洲国家应予效仿。

财新记者:欧央行似乎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最近,默克尔甚至罕见地评论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你认为欧央行能实行更宽松的政策吗?

斯诺:我认为默克尔指出了欧央行面对的根本问题:欧元区各经济体差异较大,却使用单一货币,欧央行要在这种情况下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走出这一困境,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欧央行做出维护欧元的承诺,拟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那些满足欧元区要求的国家的主权债,实际上建立了防火墙,防止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竞争力较弱的国家的主权债遭到抛售。但只要欧洲各国结构性差异未得到解决,欧洲将不断出现危机。

财新记者:你任美国财长时,大力推行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你认为目前德国等部分欧洲国家是否应该采取减税措施?

斯诺:欧元区内的根本性失衡在于,德国等部分国家生产率、储蓄率明显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而另外一些国家生产率、储蓄率明显较低,消费率相对较高,这两类国家被单一货币捆绑在一起。实际情况证明,这种组合在单一货币区内无法持续。

如果富裕国家能加大从贫穷国家的进口,对解决欧洲的失衡肯定有帮助。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可通过减税,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部分消费会用在本国,部分会用在邻国。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德国减税,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爱尔兰等国将有较大帮助。

财新记者:目前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不再关注欧洲,感到有些失落。你认为对于欧债危机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美国应采取何种最佳策略?

斯诺:欧洲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美国无能为力。欧洲人比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我们更了解应该做什么。美国能为欧洲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使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过于缓慢,受到很多因素拖累,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美国经济完全应该实现更快的增长,增加对欧洲的货物和服务需求,这对欧洲大有裨益。最近奥巴马总统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意义重大。

我认为,欧洲应利用好全球化机遇。目前全球财富创造日益分散,中国已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之一。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都较快。成功的国家能够找到融入全球化的途径。

投资障碍仍在

财新记者:你认为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是否使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机构负担过重?据我们所知,私募股权基金在欧洲也将受到监管,欧盟已制定有关另类投资的指引,每个欧盟国家都把有关规定写入本国法律。

斯诺:危机后,我们总是反应过度,钟摆已经摆到了另一方向。过度反应总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确实需要对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某些改进。

美国过去并未对“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等大型按揭贷款担保公司进行适当监管。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积累及金融危机。“两房”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了系统性风险,现在它们是危机后美国纳税人的最大负担。尽管危机爆发,我们对“两房”仍未进行有效监管。

与此同时,“大而不能倒”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促使强健银行兼并问题银行,导致银行规模扩大。大银行的市场份额更为集中,如果它们倒闭,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在“巴塞尔III协议”框架下,欧洲和美国都出台了很多有关金融机构资本、流动性等方面的新规定。这些新规能否避免下一次危机,还是一个问号。据观察,每十年都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危机的本质正是其无法预见性,如果能看到危机降临,就不会有危机了。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指引》(MiFID)等法规,试图通过法律防止危机爆发,这是有问题的。指望危机永远成为过去,根本不现实。出路在于尽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应对危机,从而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威胁。

财新记者:那么说,美国的“沃克尔规则”或欧洲的“利卡宁报告”并不是防止危机的好办法?

斯诺:我认为这些规则是政治的需要,最终要靠合理的常识。金融机构应该问自己:如果发放这笔贷款,能从哪里得到偿还,信贷风险是否可控?

此次金融危机是因为大量信贷流向那些最终无法偿还的群体。这是风险管理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新的、复杂的金融工具。过去人们以为这些新金融工具有助于化解风险,把风险从金融体系中剥离出去。现在才明白,它们实际上不能剥离风险,而是将风险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大多数高管都没看到这一点。

财新记者:关于私人资本流入欧洲问题,私人投资流入欧元区外围国家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据我们所知,赛伯乐抓住了很多机会,投资这些国家的不良资产。

斯诺:欧洲正经受自身泡沫破灭后的考验,欧洲复苏确实有赖于以往太过膨胀的价格降下来,以更好地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一进程越快,欧洲经济就能越快地浴火重生。

我认为,私人投资流入欧洲的最大障碍,是资产价格调整速度较慢。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能完全肯定。有关国家政府设立了“坏银行”,承接银行转入的资产,但资产转移价格高得不切实际,这些资产就只能长久地待在“坏银行”中。赛伯乐等精明的投资者将在合适的价格进行投资。

财新记者:赛伯乐在欧洲投资的秘诀是什么?

斯诺: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寻找不良房地产资产、不良贷款等方面的投资机会。我们很谨慎小心,在对未来五年欧洲经济做较为现实假设基础上,有机会获得较高回报时才买入。我们不指望欧洲经济会强劲反弹,关键在于买价合理,这需要很高技能才能对相关资产有较好把握。目前,欧洲最佳投资机会可能是不良房地产资产及银行不良贷款。

分享繁荣

财新记者: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正在放缓,一些国外人士越来越看空中国。你对此有何看法?

斯诺:中国正经历一个自然演变过程,这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所有经济体都会产生影响。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惊人,带来真正的繁荣和工资水平提高。历史上看,中国的巨大优势在于低成本和低工资。现在中国正失去一些优势,但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变得更繁荣,这正是你们所希望的,是好事。过去30年,中国长期结构性增速为9%-11%,将来可能降到6%-7%左右。但7%的增长还是很好,表明中国每年正新增大量就业岗位,推动经济进一步繁荣。中国经济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很多方面正走向成熟。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正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增长放慢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已走到一个临界点,更多的民众可以分享经济繁荣。

财新记者:你熟悉许多中国新旧领导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执政,你如何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

斯诺: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宣示都是朝前看的。在许多方面,保持了政策延续性,在一些方面则有所加快。我认为,他注重反腐败有着积极影响;同样地,他关注国内消费增长,以及继续强调金融部门的现代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将从提高金融部门的广度和深度中获益,消费者、家庭及储户有更多合理的地方存放和投资资金。中国应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继续沿着深思熟虑探索出来的道路前进。中国已在人类历史上很短暂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会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

(财新网(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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