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东亚经济危机可能重现

丁志杰(微博)

去年底以来,在日本安倍政府政策的有意诱导下,日元汇率出现大幅贬值和剧烈波动,东亚新兴经济体继1997年之后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加大,我国也难独善其身,需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应对预案。

日元贬值将引发

东亚新兴经济体动荡

过去一段时间日元汇率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大幅贬值。2012年9月底美元兑日元汇率不到78,到今年5月底一度超过103,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达到25%。另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去年10月到今年4月的7个月时间里,日元名义有效汇率贬值20.7%,实际有效汇率贬值21.9%。

日元大幅贬值引起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被动升值。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除日本外11个亚洲经济体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在过去7个月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自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日元对人民币、韩元、新加坡元、港币、台币、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泰铢、菲律宾比索的贬值幅度最高时均超过15%。

前车之鉴值得吸取。1997年之前的日元大幅贬值,是触发东亚危机的导火索。其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并由此引发市场信心的丧失。在国际投资者的投机冲击下,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先后大幅贬值,危机从货币蔓延到整个金融经济领域。

本轮日元贬值的幅度没有上一轮大,但速度快于上一轮,而且还未结束。本轮日元贬值引发东亚乃至全球新兴经济体动荡几成定局,鉴于当前世界形势比1997年更为复杂,动荡极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面危机。

第一,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脆弱。2008年危机以后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其他发达经济体跟进,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被动宽松,成了发达经济体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的蓄水池。尽管这对短期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也造成货币被动升值、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后患。目前随着美联储宽松政策的退出,后患的爆发时间点已至。

第二,危机需要寻找新的爆发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5年,目前还没有结束迹象,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在欧美轮番危机之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把全球投机力量吸引到了亚洲,东亚新兴经济体被推到风口浪尖。过去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引起资本大量流入东亚新兴经济体,目前正面临集中流出的风险。

第三,日元贬值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冲击开始显现。在日元贬值的过去几个月里,日本的贸易收支没有明显改善,反而有个别月份出现恶化。这主要是贬值对贸易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从1997年东亚危机来看,大体有6个月的滞后期。

未来一段时间里,日元贬值的贸易影响会集中凸显出来,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等与日本存在竞争性的经济体,将首先受到冲击,进而波及整个地区。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贸易收支恶化将对经济基本面造成进一步的严重冲击。

第四,东亚经济体汇率调整滞后。由于国际社会对竞争性贬值频频施压,东亚主要经济体没有及时调整汇率政策,整体呈现被动升值,未来贬值的风险很大。然而,谁也不愿做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就像6月12日印尼突然提高隔夜利率来阻止货币贬值,币值高估会愈发严重。一旦投机冲击在某个货币上得手,货币竞相贬值就会在整个地区蔓延开来。

第五,近期市场正在朝着动荡的方向发展。进入6月以来,美债、日债收益率攀升,日本股市暴跌后重新吸引了国际投资者,新兴经济体债券、股票接连遭到国际投资者抛售,金融市场 近期出现剧烈动荡。一旦美元走强,即使是阶段性的,也会触发国际资本大量撤离东亚新兴经济体。

对我国的影响与应对

日本超级量宽政策以及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一部分已经显现,一部分正在显现。

今年以来,我国面临新一轮资本流入浪潮,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强化。未来可能面临逆转的风险。过去几年我国在东亚贸易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日元贬值将阻断这一进程,起到遏制我国经济崛起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默许甚至支持日元贬值的原因。如果东亚危机再现,我国也难独善其身。因此,必须做好应对准备,尽可能降低被冲击的程度,化被动为主动。

第一,将日本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外交的主要反制对手。包括日元贬值在内的日本经济政策,已经引起了东亚新兴经济体乃至其他地区的不满和批评。随着问题的暴露,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会走到反对日本的一面。尽管日元贬值的影响,对我国而言不是首当其冲,但最终是指向我国的,而且我国作为区内第一大国,理应在这场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应联合其他经济体在地区乃至全球多边平台上,要求日本停止以邻为壑的政策,努力化解危机爆发的风险。这不仅维护了自身利益,也有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二,引导国际舆论加深对诱导性日元贬值危害性的认识。密切关注和加强研究日本经济政策的动向,重点是其对东亚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负面溢出效应,并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日本官员把日本股市暴跌,一些国际机构把东亚新兴经济体市场动荡,都归咎于我国经济减速。我们必须对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予以驳斥。

第三,提前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预案。加快处理国内经济问题和矛盾,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密切监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汇率政策的弹性,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加强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管理,努力减少我国海外资产的损失。

第四,危中寻机。如果外部危机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加快深化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利用1997年东亚危机当口成功实现经济调整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积极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稳步确立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区内地位,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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