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人民币国际化是再改革推进器

[导读]以开放来推动改革,它带来的改革协调机制比较容易实现,也容易考核,也更实在些;没有这个,利益不好切割,改革容易停顿

黄海洲:人民币国际化是再改革推进器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销售交易部负责人。

“优先领域应该是开放,没有开放,很多的改革难以进行,没有对外开放,对内的很多改革无法进行。”这是黄海洲博士对于未来改革优先顺序的选择。

现为中金公司销售交易部负责人的黄海洲,曾较长时间从事经济及策略研究,他与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诚君一起撰写的《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报告,不久前成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首个子课题。

着眼于最小一揽子改革,由白重恩、蔡洪滨、黄海洲、李波等多人执笔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大课题发布后,引发较多评论。财新记者就此与黄海洲进行了对话。

财新记者:你们在《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报告中提出了若干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对一些行业的开放,国内还是有些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并有对国货形成冲击等等担心。你如何看待这种现状,下一步能否推进开放?

黄海洲:出现民族主义倾向的回应,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报告(指《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里面讲了一个观点,就是此前一个阶段的开放,加入WTO,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对中国的红利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不少经济学家难以理解,过去十年,改革做的不是那么多,而经济增长不是太坏,靠什么?根子上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前些年的改革红利还在慢慢释放,国企改革、银行重构等,这为十年红利的逐步释放打下了基础。当然,如果再不继续改革的话,红利就慢慢释放干净了,或者往后就没什么红利了。

二是,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了WTO,赶上了西方全球化红利的爆发,中国在里面分了很大一杯羹。2001年后的四五年,实际上还是开放的红利,后面几年出口虽然有一定的下行,但是跟2000年前相比,中国的出口量还是大得多,靠的是开放的红利。

因此,过去十年真正的红利,一个是前期改革打下的基础,红利继续释放;一个是开放红利,形成两大红利的集合。

如果还有第三个红利的话,就是人口红利。2005年之前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涨,大家都认为是无限弹性,2006年之后才开始涨工资。人口红利也是维持了很多年。

在一些人的感觉中,过去十年改革步子走得不够快,但是开放红利中国还是照单全收了,这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原因。

财新记者:行业的开放从整体上来讲,是否还有很多余地?

黄海洲:我们报告里举了四个例子。汽车行业曾经被认为“狼来了,我们就完了”,结果在过去两三年,中国成为了差不多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国,这个结果跟当时很多人的判断是相反的。金融业总体而言我们也是享受了不少开放的好处。

我们提了一个观点:以开放促改革。因为开放带来的改革效应是硬指标,比较容易实施、比较容易协调、比较容易考核,仅仅依靠内部的改革,涉及的面很广,存在协调的困难。

财新记者:以往的经历也给人一种感觉,改革是因为外部压力太多。

黄海洲:2008年我就提出一个观点,人民币国际化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好处是用来做改革的推进器。以开放来推动改革,它带来的改革协调机制比较容易实现,也容易考核,也更实在一些。没有这个,利益不好切割,改革容易停顿。

中国对海外作出的承诺还是有执行力的。

财新记者:所以你觉得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以当做改革新的推进器之一?

黄海洲:对,要进行汇率改革,与汇率改革相配套的一些列改革就必须要做,汇率改革是对外部庄重的承诺——货币几年可以实现自由兑换,在此之前浮动性要增加到多少,国内的债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国内的外汇市场要做多大,还有衍生品市场等。一系列改革进行下去,指标容易量化,而且是不能退缩的,这是对外承诺的重要性。

它可以称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容易实施、容易考核。中国容易实施、容易协调的事,往往比较容易做成。

财新记者:今年5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提到了加大改革力度的九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你觉得优先的领域应该是哪个?

黄海洲:优先的领域应该是开放,没有开放,很多的改革难以进行,没有对外开放,对内的很多改革无法进行。

对内的资本市场改革要到位,银行改革要到位,投融资体系改革要到位,环保的指标要与国外的标准接口,劳工的指标也要向国际方向靠拢。到现在,很多国家还没有认可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财新记者: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尽管央行官员及部分学者认为时机成熟,但其他部门的响应度不高,此项改革如何推行?

黄海洲:这涉及到两个问题,资本项目开放应不应该做?如何做?应不应该做,答案很明显。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经济周期很明显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周期,以前人民币汇率盯着美元,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受制于人,中国的政策要有独立性,就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相应地也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以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小、开放度不高的国家,只想拿出口贸易的一定红利,那时候减少汇率波动性的好处很大,现在经济体量足够大、开放度足够高,经济周期与美国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时,中国获得自我调控的能力是更为重要的。

比如,欧洲表现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如英国、瑞士、瑞典,他们没有采用欧元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他们遇到危机时采用的是自己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独立的货币政策对自身的重要性太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货币政策操作足够大的独立性,那么资本账户再开放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此外,我们在跟时间赛跑。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的洗牌,发达经济体遭遇重重挑战,经济增速停滞或衰退,而中国仍有相对较高的增长,金融体系也较稳定。现在是“分家”的好时机,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机,我们此时把人民币的影响扩大到周边地区,甚至扩大到全球,把人民币推向全球储备货币,2008年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第一次有了这种机会。

不要忘了,人民币是一个新兴市场的货币,本身波动性比较大,而美元是经过考验的,是硬通货,人民币的价格相对于美元来说有一定的折价,如果人民币在升值的时候把这个折价补偿了,投资者才可能说他愿意冒险接受你的投资,如果你的回报更好,投资者更乐意把你这一货币资产放进他的投资。

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趁人民币升值的时间窗口,是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我认为,再过三四年,美国经济就会重新恢复,到那时时间窗口就会关闭。现在就得做,而且不是说今天做今天就能做成,它是一个过程,机不可失。

人民币若成功推进国际化,由此在全球经贸投资中成为重要一极,有助于中国储备资产实现全球金融配置,这才是自信的表现。

财新记者:四五月份人民币快速升值,而贸易数据里面可能有一些虚增的成分,反映在贸易顺差上,实际规模可能不是那么高。现在或未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与当前的数据相比较,好想仍有一些偏差。

黄海洲:战略的问题和战术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必着眼于短时间一些直接的起落,而且它不是主干的问题。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做起来比较顺手,如果人民币汇率在下跌,这时候推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果是什么样?这就会形成大量的资本外流、外逃。

升值的时候可能想到的问题是,出口数据可能有虚假成分。实际上是有钱进来,钱进来给你带来了一定的通胀压力,投资会过热一点,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信贷是有点偏紧的,所以这个时候来一点“热钱”,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说货币升值过头了,人民币反向走,这时候会有大量的钱往外流,会逼着人民币很快贬值,而人民币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可能遇到崩盘式的风险。

所以现在做这个是对的,必须现在做,不能等到升值到位后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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