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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唱片创始人老易: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

2012年07月10日14:53全球商业经典[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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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臻、廖晓玮

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弓着背,戴着眼镜的矮小老头,和我们心目中那个在乐坛上赫赫有名的老易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在心里暗暗地想,雨果唱片的老板,那个制作出《一意孤行》、《广陵琴韵》系列以及数十张发烧碟的老易,不应该是那种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人吗?

“真实的我是很土的。”老易看出了我们的困惑,然后扯了扯身上的白汗衫,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我特意换了件新的,平时这上面指不定有多少个洞呢!”

老易本名易有伍,今年57岁,做唱片已将近30个年头。他成名很早,1986年创办雨果唱片不久,他便以制作高品质的民乐而闻名乐坛。之后的25年,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里,易有伍和他的雨果唱片一直坚守着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民乐。时间长了,圈里人和他的粉丝便开始称他为“老易”。

家宴

这是端午节前的周末。我们在老易广州的家中参加他的家宴,应邀赴宴的还有音乐评论家发烧李和他的朋友、和老易一起做音响生意的潘潘、助理小文、老易唱片行的销售主管张政以及老易的粉丝小戴。虽然大家是第一次见面,但音乐和美食,这两样共同的话题,让在座的每一位很快就熟络起来。

“先不要吃太饱,后面还有更好的菜哦。”老易一边递上一盘自创的土豆丝烤猪肉,一边提醒大家。两年前,他开始迷上了做饭,时常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到家中聚会。在这之前,除了迷过一阵子摄影,老易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音乐中。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老易并非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1955年,他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和家里的6个兄弟姊妹全靠父亲在马来西亚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老易的音乐启蒙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有线广播。“那时新加坡的电台每天都会播放很多中国民乐。有时候在15分钟的新闻时间里,新闻5分钟就播完了。剩下的10分钟就会播中国民乐。”老易回忆说。

上小学时,他用上街卖粽子攒下的4元钱买了第一件乐器—一把笛子。他模仿着会吹笛子的邻居小哥的动作,听着电台,跟着感觉学吹,练着练着就学会了。中学时,老易参加了学校的民乐团,不到一年就成了队长,为了顶上队里的缺,他很快又自学了扬琴、阮、二胡等许多中国乐器。

“我很勤劳。”老易不承认自己有音乐天赋,“我想做好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有动力,会非常努力,不管费多大的劲我都要做到。”

我们边吃边谈,身后响起巴赫的协奏曲。老易的粉丝小戴提醒我们,要仔细听老易家的音乐。他把这称为“洗耳朵”。对于小戴这样的粉丝兼发烧友来说,老易家的碟与音响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净化耳朵的地步。小戴今年33岁,广东人,10年前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恰逢老易在南大办音乐讲座。“那晚太震撼了,雨果唱片制作的‘圣手箫王’张维良的一张《醉笛》瞬间就把我‘毒’倒了。”从此,他就成了雨果的忠实粉丝。

不过老易却说,当初创办雨果唱片是“无心插柳”,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出色的乐手。

1977年中学毕业,已经小有名气的老易应当时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吴大江之邀,担任香港中乐团二胡演奏员。1979年,他又转到香港音乐事务统筹处工作,担任更多幕后的统筹工作。工作之余,他还在香港中乐团、爱乐民乐团等乐团当指挥。老易喜欢收集录音设备,也常常把乐队的彩排录下来,拿回家去订正。有的录音录得精彩,就不断有朋友劝他出版。1984年,还真有一家新加坡唱片公司为老易出了三张指挥专辑,在新加坡的反应也不错。

后来,一些香港公司知道了老易会录音,就请他去帮着录古筝、二胡等一些民乐。因为当时有正职,收入也不错,老易也只是在暑假时去接些活。然而,出了十几张民乐专辑之后,老易和音乐公司开始有了矛盾—“之前录的琵琶、古筝都是些传统受欢迎的民乐。我想录古琴,他们不愿意。”

有些不甘心的老易自己制作了三盘古琴磁带,但他熟识的公司都觉得没有效益,不愿意出版。于是他又试着给宝丽金、HNH、EMI三家大公司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出版,两封信石沉大海,HNH倒是回了信,却是拒绝。

就这样,为了做出自己喜欢的音乐,老易决定创办自己的唱片公司。

“我心里也没有不服气,只是觉得不应该嘛!这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音乐。”25年后回忆这一段,老易没有一点情绪激动。他说自己很少有情绪的波动,是个理智的人。不过有时理智的老易也会达到一种“一根筋”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里有个古琴专家叫郑珉中。为了请他录制古琴音乐,老易专程去故宫找过他三次。但最终郑珉中还是以有个同门师兄弹得比他好的理由拒绝了老易。“我心态很平和,不录就不录。”老易一脸淡然,但说起每一次去找郑珉中,在故宫里走路走到“半死”的情形,我们还是能还原出当时那个“不管费多大劲都要做到”的老易。

1988年,雨果唱片发行了专辑《广陵琴韵》,汇聚了张子谦、戴晓莲和成公亮三代同门大师。这张唱片不仅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也成为了民乐中的经典。1991年,录完这张碟不久,张子谦与世长辞,这张碟成了他的绝唱,也为中国民乐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一席家宴持续了2个多小时。在享受完最后的一道甜品“鲜奶芋头”后,老易开始对我们这些“唱片菜鸟”进行“拯救性”的启蒙。他走到唱片机旁边,拿出一张CD,“你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的最高水平。”这是一张邓丽君的唱片,老易试播了十几秒,然后停下来说:“现在来听听我们自己录音的最高水平。”同样的前奏再一次从音响里漫了出来。

老易停下了这张CD,又换回刚才的日本版。我们反复试听开头的这一段,来回三次,这两张CD所蕴涵感情的差别也一次比一次明显。最后,小戴的一番话点出了我们无法确切形容的区别:“老易的唱片是还原歌手或乐器的原音,而其他唱片公司出的碟只是在取悦人的耳朵。”

“我们的碟和别人的不一样,它会让人感动,从来没有过的感动。”老易取回CD,轻轻地盖上盒子说。

不容易赚钱的生意

老易不紧不慢地开车从小区里出来,街道本不狭窄,但却因为违章停了很多车而拥堵起来,一辆车还突然停在了路的正中央。老易抱怨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什么都走捷径,不考虑长远,不会为他人着想。”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易除了看不惯以外更多的还是无奈,“这样的事太多了。”

家宴后的第二天,老易带我们去他的录音棚参观。录音棚是一套跃层的住宅。楼下的客厅被改造成一个大型录音室,楼上的房间则被重新装修成五个小录音室。老易告诉我们,这个录音棚里的设备已经达到了国内最顶尖的水平。每个房间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来帮助加强录音效果。或者用行话说叫“还原”,还原声音本来的质感、演奏时的相对位置和真实的感情。

老易让他的助理小文拿出他的一些“珍藏”(录音器材)。“这支麦,AKG422,是我们雨果的第一位‘员工’。”他指着一支看起来很普通的麦克风说。“这支,Neumann cmv563,就是蔡琴拿着拍专辑封面的麦。”他又拿出另一支镶嵌着一颗蓝宝石的银色麦克风说,“是1947年德国造的,质量非常好,从1951年进入中国,到被我买到,再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坏过。”他叹了口气:“所以我说‘温故而知新差’—现在的东西,质量都很差。”

老易一边向我们展示他的收藏,一边向我们谈起了“生意经”。

“两三年前,我们一个月做两三张碟,现在一个月只做一张了。”老易说。

“为什么?”

“因为我太忙了。一个月给大公司做加工服务,要做五六张碟。”他回答,“而且大公司有个不好的毛病,总是希望你在第二天就完成交给你的活。”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加工?”

“给大公司做服务没有风险,自己出碟还是有风险的。”他继续说。老易自己有个“三三四”经验,即雨果出版民乐,十张里基本上是三张赚钱,三张亏钱,四张不赚不亏。所以在民乐这一块,雨果是勉强持平。真正让雨果唱片维持下去的,是它的录音技术。雨果每年都为大品牌的很多母带提升录音品质,包括环球、华纳、索尼等都是雨果的客户。“这些大公司都是在了解了雨果的录音技术之后,自己找上来的。”

“在中国做唱片太难了。”老易感叹。

在老易看来,就像在小区里开车,中国的环境就决定了很多事情是作为个人再怎样也无力改变的。

雨果刚成立时,因为是香港公司,在内地拿不到音像制品的出版编号,只好找大陆的一些公司做代理。很多公司看见雨果碟卖得好,便直接盗版再拿出来卖。雨果为了保证质量,每张碟只产1000张的特点也给了盗版巨大的机会。一些公司就走捷径,靠着卖雨果的盗版这一本万利的生意做成了大公司。

“拷贝、粘贴对什么行业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作曲都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写第三乐章,直接拷贝、粘贴第一乐章,就改一个调子,太可笑了。”老易每次提到那些让他鄙视或者看低的东西的时候,眼角都会向右上方明显地一挑,好像说完就想抛在脑后不再想起一样。

“有的盗版做得实在太过分了”,老易愤愤不平地说。2005年雨果推出著名的“LPCD”,即有黑胶音质的CD后,盗版也如雨后春笋般一夜涌现出来。“有一次的唱片展会上,一个公司盗版盗得太猖狂了,就在我们旁边摆展台,包装内容都一样,就在我们的专利LPCD后加了一个R。”

老易无法忍受,便去质问盗版的公司,而负责人反倒嚣张地对他说:“你去告啊!”说到这里,老易的眼角上扬了很多次。

老易真的提起了诉讼,令他惊讶的是,由于盗版公司贿赂了审判人员,一审竟然是雨果败诉。老易不是个容易罢休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去新加坡的新闻报上发表声明,并再次上诉。老易说,当时他已经想好了,如果再不行就去《纽约时报》揭露。“在中国有时只能用‘中国式’办法应付。”老易无奈地说。

历时两年,雨果才在二审中胜诉,盗版公司象征性地赔偿了十几万元人民币。搭进去的钱老易没多提,他说更重要的是争了一口气。

事情过去两年,老易已经淡然:“当然我们不能套用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国这么大,很复杂。”老易说自己现在已经不会那么钻牛角尖地去起诉每一家盗版公司了,“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碰到严重的盗版,他也只是发信去警告,只要盗版的公司不再使用,这事也就作罢了。“这是个氛围的问题,我只管做自己的就好了。”

老易告诉我们,在民乐这个小众市场,除了盗版,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虽然他们想做,但到最后都会失败。”这话或许不假。虽然业内都认可雨果的品质,但是不管怎么样,相比较于流行音乐,民乐只是一个狭小的市场。而且在日渐萎缩的唱片业里,这个市场仍在慢慢缩小。

下午,老易又带我们去看了雨果唱片在广州市区的专卖店。他很少到这家店“巡视”。我们在家宴上认识的张政就是这家店的负责人。专卖店位于机场路的唱片批发市场。张政告诉我们,几年前,唱片批发市场还是整整一座大厦,而现在就只剩下一座大厦里的一层了。而且这一层的店面也在慢慢减少。

这是端午节长假的第一天,整个市场里客人很少。

“你对这个生意的未来看好吗?”我们很为张政的业绩担心。

“我们其实不看重生意。”张政的回答令我们惊讶,“我们要把这些音乐保留下来传下去。真正做民乐是不赚钱的。就出版来说,制作1000张就卖几十张,一款专辑的制作费至少十多万,成本根本收不回来。特别是比较民俗的那种,确实很不好卖。”

“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做?”我们理解不了他的商业逻辑。

“因为易先生觉得这个有价值啊。他有独特的一面,艺术性很强。”张政回答。

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重新提给了老易,他承认:“说得不好听点,做音乐我是给自己听的。我有自己的尺度,感动了自己就能感动别人。这个领域也有别的人在努力,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不会大亏也不会大赚

老易的家里也有一个工作室。他一个人在这间工作室里忙活一下午,就能完成一张母带的后期制作。

“有很多人说我录音的时候是凭感觉。其实这不准确,是先有数据,先有精度和准度,才能谈感觉。”老易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会细致地调试机器,并做详细的记录。对待设备,老易的要求绝对是超级苛刻的。

“这是我们做的音响线。”老易从地上捡起一根白色的粗线对我们说。因为不满意市场上的音响线,老易自学了电线原理,发明了新的音响线。“我把它命名为‘梅里雪山’,因为很大气。”

有时,我们感觉很难将老易界定为艺术家还是技术人员。他拥有技术人员对专业知识的精通和钻研力,也有艺术家的鉴赏力。他像是跨越在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人,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行业不景气,受众市场不大,但雨果唱片仍能找到存活的方式。正如老易自己所说:“雨果录音的水准高并不是哪一项做得特别好,而是由每一个环节的细致共同组合起来的。”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易不像个商人。他时常会随着自己的性子或好恶来做出一个商业决定。

老易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歌手想找他录音。于是他领着她参观了录音棚。歌手以为老易肯定会为她制作唱片,便随意挑起了毛病,这令老易很不高兴,于是断然地拒绝了这笔生意。

迄今为止,雨果和艺术家的合作模式仍是做一张专辑签一次合约。大的唱片公司一般付给歌手的薪酬大概是销售量的5%到15%,而在雨果,付给乐手的酬劳一般只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一笔定量的制作费用。

由于雨果不会真正签下某一个艺术家,所以每录完一张专辑之后,双方都会恢复自由身。艺术家可以选择跟别的公司合作,雨果也可以选择乐手。不过老易的雨果有个暗含的规矩:“如果他一直跟雨果合作,后来去了别的地方,雨果不会拦着,不过我也不会再给他录音了。”在老易看来,这是对他专业性的亵渎。

老易是个自负的人。就像他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标准一样,他待人接物也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任何商业因素而妥协。2008年,奥组委邀请他为奥运会录音,老易开价一万,但奥组委认为太贵,希望他能有一些“奉献精神”。大多数商人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而老易却不这么想,“我为什么要奉献啊?这是我的专业,就应该有价值。”老易说:“我不是生意人,不会讨价还价,我只会说可以不可以。”

“雨果要想玩花样,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但是我不愿意,不愿意砸自己的牌子。”老易说,“我求名吗?求利吗?没有这个必要。”

老易觉得命运之神一直眷顾着他,“我好像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雨果最开始起步时,老易还在香港音统处工作,那时他的薪水非常高,月薪有三四万港币。1993年起,雨果开始有了收益,老易也辞去了香港音统处的工作,将近20年来,雨果虽然没有大赚过,也没有大亏过。

我们离开老易家的那一天是端午节。老易依旧穿着那件白汗衫。两天熏陶下来,我们已经迷上了他的音乐。临走前,我们请他为我们放一张他自己最喜欢的碟。他从楼上的房间里,拿出了一张20世纪70年代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的黑胶碟,像对待稀世珍宝似的用刷子轻轻拭去碟上的灰。当卡朋特的声音随着碟机的转动流淌出来时,老易眼神温暖,这令我们想起第一天晚上他说的话:“音乐就是信仰。”

我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了老易的雨果怎么办?”

“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嘛!”当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老易时,他这么回答。老易说他曾经试过收徒弟来传承,但后来两个徒弟都去当了老板,“赚得比这行多,自然就走了。”

临别时,老易又回忆起小时候听新加坡有线电台的情形。他反复对我们说:“对于民乐,中国需要德政。”他告诉我们,之所以他会在新加坡听到中国民乐,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在中国对民乐有德政。“所有在中国大陆出的唱片都会通过一个叫‘艺声’的公司传到海外。”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为民乐做得太少了。

“那你是在为民乐的保护做贡献吗?”我们问他。

“我没有那么伟大。”他回答。

“你有目标吗?”

“我对自己没有目标。”

“就是录一张算一张?”

“这么说不对。我从来没有算过多少张,只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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