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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港:明朝外贸的唯一亮点

2012年06月07日16:25蓝狮子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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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所在地设置海澄县,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建议下,准许民间私人远航到除日本以外的国家通海(进行海外贸易),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明政府内部关于开港贸易的呼声一直不断,最终决定开放一个港口,一如谭纶所描述的,是为留下一个“鼠穴”。

对于选择哪里作为开禁出海口比较合适,明政府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思量。最初确定的地点在梅岭,但稍后改成了月港,明政府别有一番深意。

南澳、诏安梅岭一带的海港其实更适合商人出海活动。月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大型船舶不能靠岸,“必用数小舟弋之,舶乃得行”,它满足的是边海居民下海谋生的需要,而非要鼓励居民远洋。

作为开放海禁之地,月港便于明朝官吏设卡盘验和管理,其最终期望达到“有汉之威远而师饷不内耗,有唐宋之通货而情况不外泄”的目的。

月港开放是妥协的产物,此举也是明政府对原来月港海上走私贸易的被迫承认。

从1530年月港由海防机构安边馆管理,到1551年明政府在月港建立靖海馆,再到1563年谭纶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尽管海防机构不断升级,海防力量逐渐增强,但月港的走私活动并未减弱。

1567年,明朝用开放和置县两手,加码对月港走私的防治。从此时到明朝灭亡,月港都是明朝唯一存在的合法的民间出海通商港口。

当然,这里有三个误解:第一,这个出海港口之后就没有被叫停过;第二,明朝只有月港这一处对外贸易口岸;第三,只要商民申请,就可以从月港出港贸易。

月港受时势影响较大,时开时闭。1593年,因日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实行过一年海禁。1622年,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明政府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才开禁。

1628年又因海寇猖獗,明政府再次禁船出海,直到1631年才开禁,此后似乎又实行过海禁,否则给事中傅元初不会在1639年仍上疏请开海禁。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

月港作为明朝钦定的唯一出海口,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

尽管月港是明末最大的商港,但在受海盗林凤冲击后,西班牙人因祸得福,在明政府追踪海盗林凤一事上,配合到位,在1576年不费吹灰之力,意外获得明政府特准在厦门通商的权利,直到1603年发生马尼拉大屠杀。

伴随月港的开放,明政府对澳门的政策也基本定型。1569年,澳门开始成为广州外港。为管理澳门,1573年,明政府在澳门北面咽喉之地莲花茎(今关阐马路)上,设关建闸,置官防守,定期开启集市贸易。

1578年,明政府规定在广州定期举行贸易集市,葡萄牙人可以一年两次到广州进行直接交易。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在居澳葡萄牙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前提下,在葡萄牙人居澳问题上公开表态,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

在这个过程中,月港舶税收入直线上升。到1576年,已经从初时的3000多两白银达到万两白银,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1594年“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到1613年,福建税银近6万两,月港舶税贡献3.5多万两,占全省税银的大半。

为了这笔税银,泉州府和福建地方先后与漳州府多次发生归属权争夺事件,这种争夺在1599年万历皇帝向各地大派税监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月港的税银征收权被牢牢捏在太监税使手中,月港遂变成“天子之南库”。

同年,明政府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但仍禁止对日贸易。明政府因日本统帅丰臣秀吉1592年侵朝而引发中日敌视对抗,之后伴随着丰臣秀吉的病逝(1598年8月)而告一段落。

而这时,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财富,纲纪荡然无存,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月港是明政府海商的出海口,厦门、广州等是明政府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4个港口共同成全了明政府作为白银吸泵者的角色,但月港独成全了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商人,因为当时明政府规定非两府商民不得参与海上贸易。

16~17世纪之交,到东南亚、东亚贸易的华商以漳州河两岸的月港人、龙溪人,以及同安人、厦门人为主。进入这一领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所遇到的第一批汉人,就是这些地区出身的“福佬人”。

另外,能否出海取决于是否能从官府申请到执照,这种执照的数量最初只有50份,即便后来增加到100多份也满足不了需求。更要命的是,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政府对商民都有严格限制。从一开始,明朝海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角逐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月港地处闽南,位置偏僻,与内陆商品货源地有重山相隔,尽管其是唯一的出海口,但其对内地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对全国经济的意义也大打折扣,这是明政府的如意算盘,寓收于放之中。

尽管如此,早期蓄积的能量一朝释放,加之世界也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两者和谐共振,明朝仍迎来了一个短暂但蔚为壮观的开放局面。

本文来自于《中国商帮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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