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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中国悲情剧:昔日领舞者会否成为中枪者

2012年05月24日09:32环球企业家[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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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谁该为“总统俱乐部”在中国的快速陨落负责

《环球企业家》记者 李冬洁

顺利实现IPO,让凯雷三位创始人丹尼尔·达安雷、大卫·鲁宾斯坦和威廉·康威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凯雷则要落寞得多。

在近期清科发布的2011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前30名排行中,凯雷形迹全无。在此次排行中,同属外资阵营的KKR摩根士丹利美国华平资本等依然榜上有名,其中KKR名列第四把交椅。

追溯历史,凯雷曾经创出的辉煌业绩至今还无人能够复制。十多年来,凯雷在中国投资5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25亿美元,是在中国投资最活跃和投资额最多的外资PE之一。2005年凯雷一笔太平洋人寿的投资被业界估算套现盈利将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迄今这一业绩还无后来者赶超,这也让凯雷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之后,凯雷开始步履蹒跚。在折戟徐工机械山东海化、广发银行和重庆银行后,凯雷痛定思痛,转变战略执行亲政府路线,深度本土化,加快发展人民币基金,并继续探路国有企业的投资机会,但迄今似乎并没有见到良好的成效。

实际上,伴随着这一历程的,除了凯雷自身战略的调整,还有由冷渐热的国内PE格局的演变。本世纪初,国内PE的空白为外资PE巨头们提供了绝佳的进入时机,由此开启了他们跑马圈地的时代。然而,2007年之后本土PE迅速崛起,期间不乏大量红色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强势推进;与此同时,中概股事件的爆发,也让外资PE的传统优势趋于弱化。这些都让“外资PE边缘化”的议论甚嚣尘上。

2011年,凯雷上演了一出悲情剧。无论在新募集基金资本量、投资案例数量、投资资本量,还是在退出案例个数和回报水平等方面,凯雷均乏善可陈,其陨落的速度远超同类PE。

这个昔日的行业领舞者,会成为第一个中枪者吗?

失落的2011

2010年可以说是凯雷到中国以来最风光的一年。这一年,在投资、退出和募集资金上,凯雷三路齐发,让业界侧目。

一时间,优异的表现让凯雷风头大劲。在2010年度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排名中,凯雷一举荣登第二名。然而这一势头在2011年急速逆转,在前30强的排名中,凯雷竟然寂然出局。

盘点2011年凯雷的表现,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凯雷当年最大的一笔投资是海尔电器,金额超1.9亿美元;一笔TMT行业投资未公开出资数额;联合云峰基金共同认购环球数码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出资7500万美元。在募集资金方面,北京人民币二期基金共募得32亿元人民币。在退出中,凯雷在年初以33.45港元套现4.152亿股太保H股,录得约139 亿港币。

在业内人士看来,凯雷在2011年投资额度的骤降影响了排名。一家同属外资的PE人士称,从外资的角度来看,欧美经济仍旧没有恢复,LP给他们的压力很大,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出现了硬着陆的苗头,为规避风险,很多外资机构都收缩了战线,有的甚至干脆停止投资了。

另一家熟悉凯雷的PE也表示,凯雷有一套系统的决策体系,投资执行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对于风险的防控非常细致。在2011年如果项目溢价高,投委会未必能通过。所以,在去年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他们确实减少了投资数量。

清科统计2007年到2012年排名显示,五年来屹立榜单的常青机构共有14家,其中包括KKR、霸菱亚洲、贝恩投资、淡马锡控股、TPG、鼎晖投资、高盛集团直投部等机构。凯雷已无缘其间。

实际上,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凯雷多年来仅太保一役让其名利双收,早年投资的携程、太平洋百货和聚众传媒也颇为成功,2006年以后则明显缺乏经典案例,但恰恰就在后期,国内的PE才真正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各种机构八仙过海,明星案例层出不穷。

太保之后,凯雷究竟怎么了?

得失政府路线

2005年,无疑可以看作是凯雷的转折点。这一年,凯雷经历了大喜大悲的一幕。喜的是当年斥资4.1亿美元的太保寿险终于登陆资本市场;悲则来自唾手可得的徐工机械功亏一篑,凯雷黯然出局。

从2006年开始,凯雷为避免被误认为夺取行业控制权,刻意避开行业性的投资与收购,国企成为凯雷名单上的敏感词,转而对准少数股权投资,目标调整为民企,并涵盖多个行业,包括食品、医疗健康、农业、教育等行业,期间投资了广东雅士利集团、中国森林控股、泰和诚医疗、北京昊月教育集团、深圳歌力思服装等企业。

而2010年之后,凯雷出其不意地再度意欲回归国企市场。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它不再孤单,陪伴一旁的是各级政府。

徐工案终于让凯雷明白了与地方各级政府交好是成功的必要手段。全球合伙人大卫·鲁宾斯坦这样总结,“由于政府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能需要有具备更多与政府打交道技能的人才。与10至15年前相比,现在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打交道,因为这些政府正越来越关注私募股权公司做的事情,越来越关注投资公司做的事情。”

2010年,凯雷专门与北京政府合作成立人民币基金,而同年与复星的结盟也是因为看中了后者所拥有的政商两界的资源。此外,凯雷还专门设置了一位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员工,期主要职责是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媒体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政策。这在外资PE中绝无仅有。

与此同时,凯雷的投资视线豁然开朗,对此前折戟的国企改制领域,凯雷兴致盎然,不再刻意回避;同时对金融或房地产也虎视眈眈。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凯雷亚洲基金联席主席杨向东公开表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是一大热点,凯雷极有可能进入。凯雷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以政府为护身符,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和金融投资鸣锣开道。

而在一些PE看来,过多和政府结盟也未必能为投资带来真正的实惠。一家港资背景的PE老总表示,不像早期的机构可以利用隐形成本、依靠政府关系拿到大项目,现在大部分机构几乎都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生存,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赚到钱,而凯雷将过多精力放在政府关系上,有时会错失良机,因为有些好的案例并不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他认为,这可能是导致凯雷目前低迷的问题之一。

实际上,凯雷在与政府交好的过程中也是顾虑重重。上述熟悉凯雷的PE人士透露,凯雷与政府的关系并未像外界想像的那样紧密,虽然也有一些不能公开的细节,但受制本土的法律限制也不得不考虑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公对公的方式,凯雷又缺乏渠道。实际上,在具体做法上,凯雷很矛盾。

前后夹击

当2010年凯雷携手政府欲再度发力让其曾经失意的市场时,PE格局已然多足鼎立。2007年之后,国内PE市场快速繁荣,投资机构呈几何级增长,最终归属四大派系:国家资本、外国资本、权贵资本和草根民营资本。

对凯雷而言,最大的竞争者莫过于国家资本队,典型的代表便是中信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从2006年起,国务院连续批准大型产业基金,到目前为止,除了上述两支,还有航天产业基金、航运产业基金、曹妃甸产业基金等等。它们几乎个个背景深厚,身家动辄数百亿。而它们成立的一部分初衷非常明确,便是分食KKR、高盛、凯雷等外资大鳄所觊觎的市场。

在外界惊呼“PE行业在国进民退”之时,夹杂中各类资本之间的凯雷不免尴尬。“以前中国市场缺钱,所以外资PE有条件挑肥拣瘦,而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钱。”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表示,除了国家队,还有权贵资本,他们无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此同时,一个让凯雷不得不愿面对的现实是,经过一轮PE的疯狂掘金之后,到目前为止,适合像凯雷这样动辄四、五亿元的项目基本已经很少,“该投的都投了,能上市的都上市了。”剩下来的项目在更多业内人士来看,大多是规模不大而有缺陷,需要长时间辅导。

2011年以来,中概股危机突然来袭,亦困扰着像凯雷这样的外资PE。而外资PE的优势是海外资本市场,国内上市的渠道并没有本土机构丰富,导致目前很多国内企业并不愿意让外资PE作为投资方。

上海合金资本合伙人范幼元称,目前很多外资PE在企业的投后管理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完善。尽管他们会把一些先进的管理体系引进企业,比如标准的业务流程、健全的风控体系和完善的财务监管体系等,也会把上市的标准和经营程度相挂钩,但在经营细节上,有些外资PE做得并不如本土PE,后者有时会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企业。

不过,据上述了解凯雷的PE透露,凯雷在对投后企业的管理上专业性相对较强,这与凯雷在全球各行业的投资布局有关。有时为了解决一个企业的问题,凯雷会调动全球的资源,这也是国内本土PE不能企及的优势。

直至今日,杨向东依然清楚记得与威廉·康威的一段对话:

杨向东问,投资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这位凯雷的创始合伙人、集团CIO如此说:关键是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一个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同行、朋友或者媒体、你妈妈的观点。如果你判断错了就会被淘汰,但若你判断对了,长期下来肯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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