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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超从开胸到开庭:劳工探寻法律救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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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事特办”

此后张海超开始反思。两年多以来,他帮助了不少同病相怜的人,有的人成功拿到了赔偿,有的人没有。而成功的案例,在他看来,主要是“人情因素”起了作用,“我这张脸,比什么程序都管用。”

“我是张海超,开胸验肺的那个人。”这句话在多数时候,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样的材料,当事人去申请工伤鉴定,有关部门或许不予受理,而张海超一露脸,就受理了。

他的身份偶尔也会被人质疑。有一次,张海超在帮别人维权时,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我是张海超”。对方愣了一下,“我就不信!张海超都尘肺三期了,还能站在这里和我吵架?!”对方打开电脑,将眼前这个年轻人和网上的照片一比对,立刻露出笑脸,要求和张海超合影留念,说,“我们这一行,都知道你。”

张海超帮忙维权,似乎挺有效。他自嘲,“其实政府的人肯定挺恨我的。他们无非是看到了名人效应,担心我一怒之下就带着一群记者来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张海超对财新记者说,“我特别反感‘特事特办’。但中国的官场就这样。”

两年多以前,张海超“开胸验肺”,震惊中国。舆论热潮持续了大约一周之后,某天半夜2点多,新密市委书记等几十人,浩浩荡荡前往张家,让他“开个价”,然后“特事特办”。

张海超不同意。他坚持要新密市防疫站拿出三年的体检报告。防疫站宣称,“体检报告都丢了,找不到。”此后,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防疫站站长、卫生监督所所长均被火速撤职。

官员再次征询他的意见。张海超表示不要“特事特办”,要申请工伤认定、伤残认定,然后按标准赔偿。官员们表示不解,张海超说,“今天你们给我‘特事特办’了,是不是也能够给我所有的工友们‘特事特办’?是不是中国所有维权艰难的尘肺病人,都能‘特事特办’?如果我要一百万,你们是不是也给他们所有人一百万?”

一番话,把官员们呛得灰头土脸。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员开车上门,带来各种申请表让张海超填写。填完之后他们带回政府盖章。一小时后,他们把各项申请送回张海超。整个过程,只花了一小时就全部办完。

张海超有点儿晕。他从不知道,原来政府可以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

“那会儿拿到赔偿了,也觉得累了,很多事情就没有再追究下去。我现在有点儿后悔,当时应该坚持打官司,至少可以告当地防疫站,他们把我的体检报告弄丢了。也可以告卫生局,他们没有监管到位。”张海超说。

而李廷贵之死,更让张海超看到,“特事特办”只能解决一时一地一事,这种模式,绝无复制的可能。“我现在还可以为患友们维权,或许有些官员忌惮我,会给点面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这些患者怎么办?”张海超说。

寻路法律

尽管目前保养得不错,张海超看起来身体似乎还好,但尘肺病其实是不可逆转的。张海超找过国内顶尖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不被这个病拖死的惟一办法就是换个肺,但换肺以后,可能都要躺着度过余生,身上插着管子。

张海超希望高质量地生活几年,“只有忙碌起来,我才觉得过得充实。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数着剩下的日子,难免还是会感伤。”

他告诉财新记者,自从“开胸验肺”之后,他一直在自学与职业病相关的法律。2010年,在贵州旁听一个案件时,他结识了张士谦。在张的帮助下,他学法律有了更大进步。

2011年冬天,家住河南的张海超决定南下过冬。考虑到广东省的NGO比较多,且也是职业病的大省,学习的机会比较多,他选择了佛山。

这个冬天,他几乎把广东省所有知名的NGO全部拜访了一遍。他参加各种NGO活动,和当地的工人们交流维权经验;积极认识广东的律师,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法律援助;在佛山的法院里旁听了几十起案件的庭审,逐渐“自学成才”。

接触的法律人士多了,张海超逐渐明白,只有法律,才能结构性地解决他们维权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2011年12月31日,《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获表决通过,职业病诊断以及索赔中的程序问题,正是此次修法要解决的问题。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是促动这次修法的关键契机。

“在我剩下的日子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职业病案件亲自代理,让更多的人知道法律究竟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如果还有一个案件能够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我就很高兴了。”张海超说。

两年来,张海超在探访各位尘肺病患友时,也和一些煤矿老板有过接触。他曾经向一名煤矿老板讨教,为什么不把体检报告发给工人?答案是,“如果工人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算像你这样的,60万元一个,我得赔多少钱?(不给体检报告)你顶多能说我不规范,我愿意交罚款。”

而对于体检的医院来说,与他们签订体检合同的,是单位而不是职工个人。这往往是“大单子”,医院通常不愿意把体检报告出示给职工本人而得罪自己的“大客户”。

张海超认为,这是中国工人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他和张士谦商量,希望打一场具有影响性的公益诉讼。黄福华的案子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即便是从业已经六年的张士谦,对这个案件心里也没有底。在立案之后,他还劝说过张海超,“要不咱们撤诉吧,我还是希望你的第一个案子能够赢得漂漂亮亮的。”

这一提议被张海超拒绝了。他并不在乎输赢——如果赢了,所有的医院都会明白,体检报告都要提交给职工本人,这是法定的义务;如果输了,公民的健康知情权如何得到保证,将引发社会热议。

黄福华案庭审结束后,法官询问双方意见,是否愿意调解。张海超表示,“我们只要医院承认,他们有义务将体检报告交给职工本人就可以了。至于赔偿,我们可以一分钱都不要。”被告方律师则明确表态,“不接受调解。”法院未当庭宣判。

当事人黄福华其实更希望张海超能够尽快帮他解决赔偿问题。庭审结束后分别之,他毕恭毕敬地问,“你还有什么要叮嘱我的吗?”张海超说:“凡事都要有公益心。你要顶住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电话告诉我,绝对不能妥协,更不能撤诉。这个案子不仅仅关系到你的利益,它与所有中国人的健康知情权都密切相关。关于你的赔偿问题,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给你负责到底。”

送走黄福华,张海超对财新记者说,“我还真不希望这事儿又‘特事特办’了,最好一切都按正常程序来。我会尊重法院的判决。”

随后他又担心,“你说,这么多媒体到场,会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或者让这事儿又给‘特事特办’了?”他接着说,“可是如果我不告诉媒体前来的话,又怎么样让公众关注自己的健康知情权呢?”

他自言自语道,“唉,中国的法律,要怎么样才能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呢?”

[责任编辑:zhiwe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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