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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不能漏了“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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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收到原财政部部长、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7月18日,《第一财经微博)日报》刊登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漏了三个字,希望更正一下。

  三个什么字呢?低税率。

  事情源于5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社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国宏观经济峰会(2011)。项怀诚是宏观经济学会的副会长,应邀做了“财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的演讲,时间不长,但逻辑清晰,娓娓道来,很受欢迎。

  在演讲中,项怀诚谈到1994年,通过工商税制的改革,将30多个工商税种简化为18个税种和5个主体税种,为实行分税制奠定了基础;增值税的推行,克服了以前产品税时代,每个出厂环节都征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率的提高。1994年之后,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稳定的财税体制建立起来。预期的明确,促进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9.4%,1994到2010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1993年,中国财政收入4350亿元,去年为8.3万亿元,今年可能超过10万亿元(上半年已超过5万亿元)。

  项怀诚谈到,1998年以后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财政支出,比如说部门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国库集中支付等等。“如果说支出不合理、结构不合理、分配不合理,监督不够,支出时浪费很多,你有再多的钱也不行。”

  中国目前的税负高不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虽然官方一直认为,中国宏观税负(一定时期政府集中的税收总量或税收和非税收入总量占同期GDP比重)和国际水平相比并不高,但如果把政府的所有收入进行全口径测算(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则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不能算低。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2010年为19.4%,经合组织国家为26.9%,中国占比确实低;但中国的非税收入占GDP比重为13.8%,而经合组织国家占比为5.4%,中国占比又很高。

  而从趋势上看,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已经从1994年前后的10%上下,增长到目前的20%上下,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超速”,似乎还没有缓和的迹象。去年GDP比前年增长10.3%,财政收入增长21.3%,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6%,财政收入增长31.2%。

  对现行税负是否高了的问题,项怀诚说“可以研究”,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把收入和支出联系起来看。他说,“税负高不高,要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品质联系在一起考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多、数量多、品质高,你就得花钱,你就得缴税。税负高又不提供公共服务,老百姓当然有意见。我个人认为当前的宏观税负包括收费总体上是偏高,降低一点名义税率,不至于对财政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曾经的财政部长,项怀诚直接参与推动了1994年税改,促使中国实现了税收持续高增长。

  在来信中,项怀诚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

  (作者系本报总编辑)

  项怀诚:如何看待财政(税收)增长率

  秦朔同志:

  E-mail已收悉,改了几个字,电邮给你,供参考。

  你这篇文章的倒数第4段讲到的占比的趋势,可能还要再做更多的研究。譬如,GDP是不变价,税收和财政收入是现价;多种政策性税收优惠减少;多种自作主张的减免税收减少;GDP的构成中对税收贡献能力结构的变化等等。在我们国家,GDP的数据和增长率,权威部门经常做一些调整,总的倾向是调低,而税收和财政收入人为调整的情况比较少见。财政(税收)增长率高于GDP的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不妨视为正常和合理的现象。

  不知你的看法如何?如有可能,这封复信似乎也可以同时登出来。

  项怀诚

  201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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