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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大坝争议再起:黄河流域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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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黄河从三门峡市往东北走约15公里就是三门峡水利枢纽,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被风雨侵蚀了半个世纪的大坝上,发电孔上方刷着的“黄河安澜”字迹已经难以辨认,隐约可见泄洪孔上方的四个大字——“国泰民安”。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惨状记忆犹新。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是从徐州沿黄河而上,经开封、郑州、新乡等地,沿途考察黄河。离开开封时,毛泽东留下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成为后来治理黄河的号召,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当1955年中央通过黄河规划和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决定之后,围绕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在相关专家之间,他们的分歧集中在拦沙还是排沙的问题上,这也是水利思想之争。后人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把目光放在专家之争上,而忽略了当时的地方利益之争。由于修建三门峡水库要淹没陕西省大片良田和土地,移民任务最为繁重,陕西省方面从一开始就反对,但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引导下,最终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

三门峡水库从1960年开始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就已经相当严重,而且渭河的淤积也开始迅速向上游发展,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由此,三门峡水利枢纽经过两次改建,多次调整运用方式,从拦沙蓄水改为蓄清排浑,水库水位也不断降低。但是,2003年渭南一场大洪灾又点燃了这个争议话题,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乃至去留问题被重新摆上桌面。

这一次争议的主角除了被认为受害最大的陕西省和受益较大的河南省之外,还涉及到山西省、山东省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而一个被认为因大坝而兴的城市——三门峡,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与大坝一起,就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被追问的命运。这些主角也成为了当下黄河治理困局中博弈各方的典型代表。

今天,2003年的这场争议已从公开的舆论中消失,而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之争并未解决,围绕这个大型水利工程的争论只是暂时被搁置,但从来没消失。随着陕西“渭河图治”的规划启动,包括黄河水权分配在内的黄河治理中的敏感问题,已是一触即发。

1. 黄河变清成泡影

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蓄水,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就快淤满了。从三门峡大坝一直到潼关渭河河口的河床被抬高了,潼关高程上升6米,这对渭河以及关中地区带来致命的影响。

三门峡大坝争议再起:一个城市与黄河流域治理的困局

渭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每年输送到黄河的泥沙量占到黄河含沙量的近1/3。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含沙量是世界之冠,陕西省水利厅东庄水库办公室主任、陕西省水利建设管理局局长雷春荣告诉记者,泾河“平均每方水含沙量146公斤”。

渭河泥沙不能及时排到黄河中,就在河床上不断淤积,从渭南一直淤到西安、咸阳。而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施工现场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三门峡工程应该以“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

对于三门峡水库蓄水可能导致渭河淤积的状况,修建时并非没有考虑过。1958年6月水利电力部党组在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人们的疑问,“三门峡水库是否会很快淤死?……三门峡的淤积是否会引起渭河的严重淤积?渭河的淤积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回水影响?”但是,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过于乐观,尤其是对水土保持考虑的过于乐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在对待水利工程时也怀着这种情绪。而1957年的大跃进更让这种情绪空前高涨,在上述水利部的报告中提到,“去冬以来的大跃进形势,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解决了水土保持的速度问题。”

1957年6月水利部组织的70名专家讨论会上,就在“拦沙”与“排沙”之间出现分歧,但最终,主张“拦沙”的声音压倒了少数主张“排沙”的声音。

但短时间内出现的严重淤积情况,使得打算通过拦沙蓄水使黄河变清的希望变成泡影。潼关高程抬高,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使得渭河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直接威胁到西安、咸阳工业基地。1962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低水位“滞洪排沙”,水位由一度最高的332米降到防凌蓄水最高水位不超过326米。

由于淤积导致的库容损失,原设计的防洪效益和兴利效益都受到影响。库区的淤积导致主槽行洪能力削弱,滩地淤高,洪水位也抬高了。而由于不能蓄水发电,原计划的三门峡水电站设置被撤销,计划灌溉面积6500亩和维持下游航运水深不小于1米等效益也无法全部实现。

然而,由于原设计的12个深孔泄流能力不足,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调整并未有效遏制淤积加剧的势头,工程改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2. 陕西的心病

就在国务院作出调整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决定之后的一个月,一直对三门峡水库有意见的陕西省,在当年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交一份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减轻库区淤积。

到了1964年,渭河淤积情况更加严重,渭河淤积影响已经到了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陕西省的意见很大,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之后,毛泽东表示,不行就炸掉大坝。

12月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讨论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这次会议气氛很活跃,各种治黄思想大交流、大论争,希望保持现状不同意改建的“不动派”,主张炸坝的“炸坝派”,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的“拦泥派”,以及主张干支流引洪放淤,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的“放淤派”,四派争论激烈,而争论主要在“拦泥派”和“放淤派”之间。

在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拦泥派”和“放淤派”的意见之后,周恩来认为,泥沙淤积“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他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应立即改建,“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

最终确定了“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在左岸山西一侧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1965年1月,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批准这一方案,并责成施工单位立即施工,直到1968年8月改建工程才全部完工。

这次改建使得三门峡大坝的泄洪能力增大了一倍,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原来的3080m3/s提高到6102m3/s。水库排沙比由原来的55%增加到80.5%。这虽然对减轻库区淤积起到一定效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潼关淤积仍在增加,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造成渭河较严重的淤积,从而影响西安。

改建完成之后的第二年,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讨论第二次改建问题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决定在“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并进行低水头径流发电。此后耗时四年,第二次改建打开8个原来被堵死的导流底孔,将5个发电进水口降低了13米。这次改建将315米水位的泄流能力由6102m3/s提高到9311m3/s,潼关高程下降了1.8米左右,库区淤积得到控制。

第二次改建之后,三门峡库区的严重淤积大大缓和,水库的运用方式也由“滞洪排沙”改为“蓄清排浑”。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可以在继续承担防洪、防凌功能之外,进行低水头径流发电,并进行少量蓄水春灌。

1984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泄流工程二期改建会议召开,1990年打开9、10号导流底孔,1999年、2000年分别打开11、12号底孔,至此12个导流底孔全部打开。直至2006年,三门峡大坝蓄水运用46年后,二期改建工程才完成,断断续续进行了41年的改建工作总算画下句号。

经过改建和改变运用方式之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的作用,已经和当初设计的相去甚远,被称为“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就这样继续存活下来。两次改建仍未彻底改变三门峡库区淤积情况,尤其是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导致渭河下游小水大灾不断,这成为陕西的一块心病。

3. 因坝而兴的城市?

2003年渭河下游的渭南地区发生大洪灾,陕西省提出要求三门峡水利枢纽实现全年空库敞泄运行。这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支持,他们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然而,这种呼声最后还是沉寂下去,三门峡水库依然波澜不惊。

记者接触的多位陕西省官员和专家都认为,由于三门峡水库关系到三门峡市的命运,其中又牵涉到很多历史问题,要彻底改变三门峡水库的现状都是不可能的。

三门峡市这座被称为“黄河上漂来的城市”,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命运就与这座大坝紧紧相连。1957年3月26日,三门峡大坝开工之前的18天,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的三门峡市。本着“服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方针,三门峡市开始发展地方工农业,开展市政建设。

三门峡建市时,张建民还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只记得市区所在地当时大部分是农田、荒地。这个退休的铁路职工对如今三门峡市的繁华景象颇为感慨,虽然和西安、郑州等大城市不能比,但是在小城市中发展的很好,尤其是有三门峡水库周边的美丽风景和良好的微气候,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居住。

不过,在一些三门峡市民眼里,说这座城市是因三门峡水库而兴并不准确,因为这座城市是在陕县老县城的一半骨架上生长起来的,至今它的扩张仍然主要是在陕县的地盘上进行的。

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后,陕县老县城一半沉入水中,不过在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风景区,仍保留着陕县老县城的诸多遗迹。从陕州故城东城门所在地往黄河边走,能看到一座明代的陕州故城石牌坊,在其左手边是始建于唐代的宝轮寺塔,而最具标志性的则是钟鼓楼和甘棠苑。陕州风景区里正在建设三门峡市唯一一座五星级酒店,而东门外就是三门峡经济开发区,这里有三门峡曾经的第一高楼。

在陕县老县城骨架上发展起来的三门峡市,其血肉仍与三门峡大坝相连。原来在三门峡铝厂工作的龚树英告诉记者,三门峡建市之初,工业布局围绕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展开,它承建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总部就驻在三门峡。

“水库建成后,一批工业落地三门峡,中央的、省上的都有,都是国家安排的,甚至还有一些沿海的工业迁到这里。”随着工程、产业而迁来的是一大批像龚树英一家的移民。龚树英家本来在漯河,1958年父亲退伍转业之后,被分配在陕县一家国营企业,最终定居三门峡。这样一批工业产业和移民在陕县老县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三门峡市似乎真的离不开三门峡大坝。

但三门峡市的官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没有三门峡水库,对三门峡市影响不大。”河南省政协委员、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门峡市科协主席马仰峡认为,黄河不是三门峡市的利益所在,反而是一种负担,需要治理。

让马仰峡恼火的是,上游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经常指责三门峡,认为三门峡市是靠黄河发展。“这是只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不是从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现在发生问题后很多政府部门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转嫁问题。”

而上游指责三门峡市的时候,经常从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灌溉等依靠三门峡水利枢纽这些方面举例。“没了三门峡水库,三门峡市几十万人生存都是问题。”一位陕西省水利系统的官员这样认为。

“即使降低三门峡大坝水位或者炸掉大坝,对三门峡市的水源供应影响不大。”马仰峡告诉记者,三门峡的饮用水、工业、农业用水都不是直接从黄河取的。黄河水泥沙多、污染重,现在三门峡城市生活用水是从灵宝市卫家磨水库引来的山泉水;工业生产也大部分是引水,而不是从黄河取水;农业灌溉大多不直接从黄河引,而是打井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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